96 | 中日两国现代转型的比较

喜马拉雅力的听友你好，在这一节当中，我想谈两个话题。主要是通过这两个话题来比较一下中日两个国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实现现代转型的不同路径的比较。

一个是我想比较一下口号，就是中日两国提出的不同口号。中国人提的口号叫“中体西用”，这个应该大家是熟悉的。日本人提出的口号叫“脱亚入欧”。我想这两个口号都非常有代表性，它分别代表着两个国家在面临西方大潮冲击的时候，它们所作出的反应。

因为这两个口号都是分别由两国不同的思想家提出来，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思想反应就体现在这两个口号上面，在中国是由张之洞，清朝的一位著名的大臣所提出来的，他提出叫“中体西用”。在日本是由福泽谕吉提出这个口号叫“脱亚入欧”，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首先看他们两个人想表达什么？这两个口号的不同意义是他们两个人要表达不同的思想。当西方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们东方是要学习西方？还是仇视西方？就是说当你要确定去学习别人的时候，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你首先要确定这个学习对象的正当性，就是我为什么要向你学习。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得出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已经无力和西方的文明抗衡，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日本继续采取“慕夏”的传统，日本将会被先进文明所抛弃，所以日本的精英就有这种危机感。那我们中国人怎么看呢？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之所以能够打败我就是因为他有坚船利炮的优势。所以显然中国人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器物层面的落后，就是我为什么失败呢？是因为我没有坚船没有利炮，我打不过你，所以我失败了。

由于中国人把失败的结果归咎于这个器物的层面而回避了在器物背后的这种制度文明，所以这种认知就把中国向西方学习锁定在器物的层面，就是锁定在坚船利炮的层面，这是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为什么会提出来“中体西用”呢？就是他认为：中国其实有文化上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知道中国人始终认为儒家的文明要远远高于西方的文明。因为中国有一个很久的传统就是“夷夏之分”，他们认为中国最优势的地方就是华夏的文明，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这些中华文化，这是中国最优秀的地方。那些西方的文化，它是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

我们千百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叫“夷夏之防”。我们是特别警惕，要防止这些“夷”的文化来变我们“夏”的文化。所以当西方的大潮冲击东方，他们来到东方面前的时候，中国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夷夏之防”，就是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无非是在坚船利炮方面，在工具层面上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制度是好的，我们的文化是好的。

那么基于这个认识就是“中体”是不能动的，只能在“西用”上下功夫。所谓的“中体”不动，就是中国的文化制度不能动。所谓在“西用”上下功夫就是我们只能去引进西方的制度去如何造坚船如何造利炮，如果我们把这个造好了，那我们就很好。所以，“中体西用”的核心是在一个不触动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向西方引进技术的过程。

显然张之洞这个看法不是他孤立的看法，他上代表朝廷，中代表中国的文化界、知识界，中国的读书人就这种看法。那么显然这种看法今天回过来看，就是因为张之洞为代表的这些知识阶层，或者说当时的中央朝廷，他们对世界文明是缺乏认知的。正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文明缺乏认知，他们对制造坚船利炮背后的制度一无所知，以及他们对西方的文明演进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在迎接这个世界格局大变之前，他一定不能够提出的一个相应的，非常适合这个世事变迁的一个事项主张。所以在“中体西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中国人花30年搞了一场所谓的“洋务运动”。

这个洋务运动有没有成就呢？有很大的成就，它的确发展了中国的工业，中国的军事。但是，一场甲午海战一下又打回原形，辛辛苦苦建立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当中全军覆灭，所以中国只好被迫再去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你看这就是一个路径。

那我们再看日本，我们再看福泽谕吉在表达什么？我们知道福泽谕吉被称为东方的伏尔泰，他是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其实，福泽谕吉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他是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而且这个家庭还是一个充满着儒家文化色彩的家庭，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强烈地表现出要“脱亚入欧”的这么一个态度呢？正是因为他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他看到的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的崩溃，而且他预测中国天朝中心的朝贡体系也会崩溃。福泽谕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日本人不改弦更张，如果我们还继续跟在中国的后面，我们还保持“慕夏”传统，保持对所谓“夷礼”这么一种鄙视，那就非常危险。所以他认为日本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去中国化，然后全面拥抱西方。

就福泽谕吉本人来讲，其实他很早就开始接受了西方文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兰学，这个“兰”就是那个兰花的“兰”，其实它指的是荷兰，因为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对荷兰是开放的。福泽谕吉年轻的时候，他通过学习兰学就已经零星接触到西方的信息。他后来到了东京以后，他发现兰学已经过时了，所以他就开始学习英文，而且他很快就很有成效。

在福泽谕吉生活的那个年代，他能够精通两门外语这是极为难得的，他又懂英文又懂荷兰语，所以他有很多机会来充当翻译，来接触外国人甚至出国，这个让他眼界大开。严格的讲，福泽谕吉并不是什么天才的人物，只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早的看到外部世界，他对外部世界的这种途径有认知。他出版了一本书叫《西洋的那些事儿》，就是他在海外的见闻。这本书在明治早期的时候风靡日本，给福泽谕吉带来的巨大的声望。

在1885年的时候，福泽谕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脱亚论》，他这样说：“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别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共进退。”他这里说的邻国就是指中国。他说，日本要坐等邻国来开明，振兴亚洲还不知道是哪天的事。所以日本最后的选择就是脱其行列。我离开他就是“脱亚”，他说的“脱亚”就是脱中国，去哪儿呢？与西方文明共进退。

那么福泽谕吉根据文明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他提出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写的《文明论概论》提出这个观点就是文明是一个整体。那么，他跟着这个观念提出了一个社会变革的路线图。他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其难者而后其易者。”先做困难的事情，什么是困难的？“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阵列，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你看，它是有一个顺序的。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秩序颠倒，看似容易，实则不通。”

你看福泽谕吉他把这些问题看得非常明白，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些重要的事情非常难，但是一定要先做就是变革人心。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我们当时一下走到底就是去做洋务运动，它是在器物层面上。按照福泽谕吉说应该是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在器物层面变革，所以我们没有做完人心的变革这么一个铺垫。我们看一看，福泽谕吉和张之洞，我们把这两个人做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在受到西方文明挑战的时候，东方这两个国家思想家的分野。因为思想家他们的这个思想光芒是照耀民族转型道路的，他们的观念的差距就导致社会转型的这种差距。

第二个话题我再说一下，比较下两个国家的制宪，刚才是说两个国家转型的这个指导思想。岩仓使节团回国不久，伊藤博文就再赴欧洲，这一次主要是到德国，做什么呢？他要以德国为模本来制定一部日本的宪法。因为他们岩仓使节团在整个西方游走行走，他们得到的认知就是他们认为只有完成宪法的制定，建立完善的议会制度，国家才能具有政治文明。

所以日本在1889年就拿出了第一部宪法，这个叫《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个宪法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作废。我们要承认日本在近代转型当中有和中国不一样的社会基础，比如说日本是一个二元权力结构的社会，它既有天皇又有幕府，虽然是有实有虚，但是日本不像中国几千年这种专制皇权的大一统。

比方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实是一个封建社会，所以封建就是分封建制。日本当时是有274个藩组成的，每一个藩都是自治的，所以相对来讲幕府体制其实是一个藩国的联盟体制。这274个藩就有274个大名，每一个大名下面有藩士有武士。但是，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秦始皇大一统，就把所有分封全部都灭掉了，然后施行是郡县制，设立中央政府，然后由中央政府委派留官到各个郡县，这是一个集权化的国家。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话是不准确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封建，因为从公元前这个这个秦开始，公元前221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

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有点从周制走向秦制的味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所谓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其实就是把大名把藩的土地和人口都奉献给天皇。那么1889年颁布的《帝国宪法》，虽然让日本很早就走向了立宪主义，但是它留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天皇，特别是把军队的权力，作战的权力，陆海空三军的这个权力全部集中于天皇，最后导致文官政府无法约束军队，这是后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一个深刻教训。

那么，我们再看大清国的立宪，大清国的立宪和日本是相反的，它是要从秦制走向周制，就是把这个皇帝虚君化。但是你想，中国几千年的这个皇帝，都是集大权于一身，那么哪一个皇帝他愿意被虚化呢？而且在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谁又能够去尊崇一个虚君呢？中国千年的传统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不向他磕头你不歌颂他就把你头给你砍掉。像这样的文化传统如果把皇帝虚君化是不是可行？所以清末的立宪可以说，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直就是扭扭捏捏羞羞答答，迟迟推不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是立宪改革和革命在赛跑，你在那里扭扭捏捏，但是武昌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大清就亡国了。

所以本来通过立宪向西方学习，向日本学习，那么大清可能还在文明的状态下能有一个正常的更替和权力的过渡。但是由于诉诸革命的手段，所以这一切全部都玩完。所以，如果把清末的制宪和日本相比较，这个差距太大了，那么正是由于这个差距给后来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下，1945年日本战败被美军占领，麦克阿瑟将军作为日本盟军最高司令，帮助日本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就是我们说的《和平宪法》。美国人用刺刀威逼日本，把这个宪法强加给日本，导致日本在战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我曾经有一个演讲，说两个美国人和两部宪法，就是讲日本的宪法话题。那么所谓的两个美国人就是：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事件导致日本开关制订了第一部宪法；第二个美国人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他作为盟军最高总领司令官帮助日本制定了第二部宪法。这两部宪法对日本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好，这节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知识点拓展：

1、张之洞

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2、福泽谕吉

福沢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