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伊斯兰***********

你好，欢迎收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一单元“在东西两大宗教之间崛起：伊斯兰教的胜利”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老师。

上一讲我们讨论了伊斯兰文明的兴盛。这一讲我们接着谈谈伊斯兰文明在东方的拓展，主要是和中国伊斯兰史相关的内容。

我们中国有2000多万穆斯林。当初穆斯林是怎样来到中国，我们比较熟悉的回族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希望通过这一讲，大家对此能够有一个基本认识。

引子：怛逻斯之战

前面，我们提到过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发生在中亚的怛逻斯之战。一些世界史作品（尤其是西方人写的史著）往往认为这是中亚和西域地区伊斯兰化的原因，并将此战看成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西域力量逆转的标志。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怛罗斯之战图

唐朝极盛的年代，势力范围覆盖广大的中亚地区。但此地距离唐朝中心很遥远，只好实行羁縻政策，也就是当地人接受唐朝的宗主地位，但内部仍然自行管理。

不过，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的崛起，处在唐朝与阿拉伯之间的西域小国，就不得不选择怎么站队了。

另外需要考虑到的一点是，中亚地区是历史上各大文明-政治体的边缘，离中国核心区域有一大段距离，不过，它和亚历山大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中心也并不近。

在751年之前，尽管唐朝知道了一些阿拉伯的情况，但由于当时还有其他棘手的问题，比如突厥问题、吐蕃问题，当然还有从高宗到武则天时代的种种内部问题，所以大食也就是阿拉伯问题也就没有足够的重视。

怛逻斯战役之前，吐蕃和唐朝仍时不时对抗，这期间，也有一些西域小国投靠了吐蕃。

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名将高仙芝（他是高句丽人，也可以说是一个朝鲜族人）被唐玄宗派去平定西域。

高仙芝的军队作战神勇，取得了重大胜利，使得唐军在西域很有威慑力，高仙芝也被提拔为安西节度使，在中亚地区大权独揽。

高仙芝想扩大战果，于是向西攻灭了中亚的石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但石国的一个王子跑掉了，到阿拉伯人那里诉苦，请求他们帮助。

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率唐军长途奔袭。这时候的阿拉伯帝国就是阿巴斯帝国，于是高仙芝的军队在怛逻斯遭遇到了阿巴斯帝国的军队（主力应该是波斯人）。

一般认为，唐军及附属军队总共是三万人。唐军连续进攻怛逻斯，5天没有打下，已经人困马乏。结果，阿巴斯派来了数万援军，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十万人（其实这也是不同力量的联军）。

与高仙芝联合作战的葛逻禄部（突厥人的一支），见势不妙，竟然临阵退却，导致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在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失败。

据说，高仙芝最终被迫带领几千唐军退回安西，其余唐军战死和被俘的大约各有一半。被俘的人里面就有后来撰写了《经行记》的杜环。

杜环像

还有一种说法，说唐朝俘虏里有人会造纸，因此使得造纸术西传了；不过，学界对这种说法也有质疑。

研究怛罗斯之战的权威、北大历史系的王小甫教授认为，怛逻斯之战是唐与大食之间的遭遇战，不宜夸大这场战役对唐朝的影响。

一段时间里，唐朝在中亚的势力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而且阿巴斯帝国也有自己的问题。

最终迫使唐朝退出中亚争夺的，其实是755年的安史之乱，也就是唐朝自己内部遇到了大问题，这才是它退出中亚的根本原因。

怛逻斯之战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算唐朝获胜了，安史之乱也可能使得唐朝退出中亚。所以可以说，怛逻斯之战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西域的伊斯兰化及其原因

从中国来看，伊斯兰的文明和政治力量，主要是从西边过来的，今天中国的穆斯林也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所以，我们先讲一下伊斯兰文明在西域的发展。

大家可能会关心，怛逻斯之战之后，中亚地区是不是就伊斯兰化了？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曾说过，伊斯兰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就中亚西域地区来说，它处于多个文明的交叉地带。

在伊斯兰化之前，在中亚有影响是琐罗亚斯德教、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等等。

阿拉伯帝国扩张和统治的时期，中亚地区的人民开始改信伊斯兰教。但根据巴托尔德的观点，中亚到了13世纪才算完成了伊斯兰化。

当然，如果把现在的中亚五国周边加起来作为大中亚的话，这里的伊斯兰化的完成还要更晚。

中亚的伊斯兰化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伊斯兰化使这里的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认同的方向也变了。

阿拉伯人是在亚历山大之后，从西方侵入中亚的第一个民族，在伊斯兰到来之前，中亚是东西大帝国扩张的终点与极限。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还是汉唐帝国，都在中亚达到了它们对外用兵的终点。

此前的东西方大帝国都没有真正地在文化上彻底征服中亚。惟有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文化比较彻底地征服了西域，并且延续一千多年。

就算俄罗斯人在近代的到来，对中亚政治和文化造成了深刻影响，但今天的中亚，毫无疑问仍是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

那么，从全球史角度看，伊斯兰文明为什么能够在中亚胜出？它为什么能够内化到西域文明的骨髓与血液里？这里我介绍一些以往学者的见解。

首先，从生产力角度来说，有学者指出，阿拉伯人大规模使用骆驼，使得在帕米尔以西地区，骆驼代替马车成为了当时最方便最高效的交通运输工具。这在当时是适合当地情况，也更先进的。

想想看，当年汉代的李广利远征费尔干纳，是用牛作为运输工具的。但到了近代的左宗棠，他对阿拉伯征服这段历史很熟悉，于是，他的军队就使用了包括骆驼在内的多种运输工具。

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文明拓展的路径。

为什么希腊、波斯和汉唐文化这些古代文明的伟大代表，纷纷退出了中亚地区的历史舞台？而代表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帝国，统治中亚不过短短两三个世纪，却最终使中亚走向了伊斯兰化呢？

比较来看，历史上的伊斯兰具有普世性和吸引力，而中亚地区的文化长期都是周边大文明体的“附庸”。

在中亚地区，希腊、波斯和中华文化当然也是先进文明的投射，但它们的进取性弱于伊斯兰文明，而伊斯兰文明既与相对年轻的一神教关系紧密，又在实践上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就成了可以覆盖整个地区的体制了。

而中华文明既不是一神教（甚至很难说是宗教），也没有实行过积极的文化扩张，其政策与体制，更是明显不同于伊斯兰的政教体制。

再次，从横向联系的形势来看。在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刚好周边其他的大文明都处于收缩状态，而不同的穆斯林政权及其文明，却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没有遇到大的的竞争对手。这就促进了伊斯兰文化在当地生根与成长。

我们提到过，10世纪后，波斯人的伊斯兰国家--萨曼王朝与突厥人的喀喇汗王朝，曾经长期竞争。但结果是喀喇汗王朝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以此作为与萨曼人斗争的武器，这就化解了萨曼人的“圣战”，也就是讲突厥语的本地民族也接受了伊斯兰教，这就更推动了伊斯兰教在大中亚地区（乃至西亚）的拓展。比如，喀喇汗王朝和南疆的于阗佛教王国便曾长期战争，到了11世纪初，也就是北宋景德年间，于阗佛教王国最终覆灭在讲突厥语的喀喇汗人手上。

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成了亚欧大陆上伊斯兰文明的旗手，尤其是在阿拉伯帝国被蒙古人灭亡后，突厥语各族在军事和政治上曾对世界史产生重要影响。

光是他们建立过的大型王朝/帝国，就有以伊朗为中心的塞尔柱王朝（1037～1194）；作为雇佣军进入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并在埃及建立的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创造的帝国（1370～1507），以及帖木儿后代创建的印度莫卧尔帝国(1526～1857)；还有伊朗的萨法维帝国（1501～1736）；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

这些突厥人帝国几乎都是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

伊斯兰文明与中国

伊斯兰文明在西域的扩张和向东传播，使得两大不同文明相遇：那就是比较世俗的儒家，与一神信仰的伊斯兰。

对中原王朝来说，它所遭遇的第一个大型神圣宗教文明-政治体，其实，不是近代基督教的西方诸国，而是来自中东的伊斯兰。

一般来说，“回教之传入中国，始于唐而盛于元”。

生活在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北部地区的民族，最初信的是萨满教。

8世纪中，摩尼教传入中国，由于回鹘强盛的原因，一度影响很大。

到北宋初年，西域的于阗流行摩尼教的同时，也有拜火教和佛教；而在吐鲁番则景教和摩尼教并存。

后来，佛教势力逐渐增大，高昌、甘州、龟兹、于阗等地的佛教逐渐取代了其他宗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但由于喀喇汗王朝的胜出，推动了伊斯兰教在南疆地区的发展。

公元14世纪中叶，蒙古察合台王朝的后裔统治新疆，也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到了18世纪，由于乾隆移回部于天山北路，伊斯兰教便在新疆北部也得到了发展。

这当然太简单，下面稍微详细些讲。

在唐朝，长安已经有不少西域穆斯林商人往来定居。长安就有很多大食人和波斯人开的店铺。

西亚及非洲的象牙、犀角、香料、珠宝不断进入长安；中国盛产的丝帛、瓷器、茶叶则广销阿拉伯帝国各地。

除了长安，《甘宁青史略》还记载：“终唐之世，甘、凉、灵州有回族”，说明那时甘肃也有来华的西亚穆斯林定居下来，而扬州、泉州、广州等南方地区，也有很多经由海上来经商的大食人，想来他们也是穆斯林。

根据史籍记载，唐上元元年(760)，安史之乱还没结束，曾有人对扬州进行劫掠，造成扬州数千名波斯、大食商人的死亡。

有人认为，这是富裕的穆斯林商人成了衰落唐朝的替罪羊。不管如何，可见当时留居中国的穆斯林商人之多。有的人还已改从汉姓，比如唐朝进士李彦升就是一位大食人。这些穆斯林商人，当时被称作“蕃客”，他们住的地方称“蕃坊”，里面包括清真寺。

经过政府认可，他们还可以自我管理，难怪有人说，“蕃坊”就是一个“穆斯林侨民村”。

当然，随着商人而来的还有宗教人士，其中不乏大贤，这对伊斯兰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朝是伊斯兰化在西域及中原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人征服西域各国后，大量穆斯林归附蒙古。

随着蒙古军队西征，中亚陆路畅通无阻，被征服的中亚有不少被称为“色目人”的，被派到中原各地开荒、屯田，也有不少穆斯林军士和工匠东来，充当炮手或工程技术人员和天文学专家，还有少数人到中原出任政府高官。

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当时也被称作“回回”）在中国定居下来，分布全国各处，当中许多人娶汉女为妻，或同其他民族通婚，生息繁衍，人口日渐繁盛。所以，《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满天下。及时居甘肃者多。”

蒙古人入主中原，为了统治汉人和南人，不能不借助文明水平很高的色目人（主要为穆斯林）帮助，元代色目人的地位因此仅次于蒙古人，而在汉人之上。

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程度远高于蒙古，所以被伊斯兰文明同化的蒙古人也越来越多。

到了明代，这些人的居住地域稳定下来，经济上有了发展，通用汉语言文字，吸收汉族文化，充实自身，生活习俗也已经定型，这就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

明代虽以种族之别立国，强调华夏与夷狄之分，但明朝建国得到了回民的很多帮助，开国大将就有很多回民，比如常遇春。

所以，伊斯兰教在明代也很受礼敬。像下西洋的郑和，他就是出身于云南的回族。

到了清代。满族统治者在政治上借重于蒙、藏佛教势力，又自命为中国道统的继承者。

所以，伊斯兰教的地位无法与儒、佛、道相比。不过，清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禁止过伊斯兰教，尤其是清前期的皇帝，还是比较尊重伊斯兰教的。

只是到了乾隆中期，才发生了由宽容利用，到残酷镇压的转变，但这个转变的内容和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伊斯兰教内部发生了新、老教派之争，回、汉矛盾也长期累积，而这些又都被清朝统治者利用。

一个讲汉语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族的出现了，这是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相遇的结果。

美国学者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主要研究中亚和中国伊斯兰历史，他归纳了“回民”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演变：说他们是非常特别的，既是中国社会不可分割，但又是不完整的部分；他们既是土著又是外来者，既是正常（使用汉语），却又不同（信仰外来宗教）。

李普曼用了一个词来概括说，回民对中国而言，是（语言-宗教）双重认同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s）；李普曼还注意到“回民”在宗教派别、政治、阶级、性别以及地域等差异下，也分裂为多重板块。历史上中国非穆斯林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况非常罕见，回族早期是以西域移民为主，其扩大则是通过生育、收养、通婚等实现的。后来则逐渐在语言和文化上“华化”，取汉姓。

这种文化交融体现在宗教文本上，就是我们说到过的“以儒释伊”，用儒家文化概念阐述伊斯兰的理念。

学者认为，“以儒释伊”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创造，是华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融合，当代新儒学代表杜维明，还将其视为文明对话的典范。

我们上面讲到的伊斯兰与中国的关系，是高度简化的。

纽约大学兹维·本-杜尔（Zvi Ben-Dor Benite）教授研究了中国穆斯林在非穆斯林王朝下面临的复杂局面,并通过在清朝流传的《回回原来》这本通俗读物，探讨了回民对他们与王朝关系的理解。

《回回原来》叙述了唐王李世民的一个梦，说李世民在梦中被一个缠头的异域人士（暗指穆斯林）拯救，故事还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曾应李世民的请求派遣3000穆斯林士兵来帮助中国，这些士兵甚应唐王要求留下定居，繁衍生息。这个传说，一方面是借助历史塑造中国穆斯林自身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回回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建构自身与王朝政权关系的努力。

穆斯林士人还建构了许多其他著名中国帝王与穆斯林的关系，这些传说的共同特征是：穆斯林服从中国皇帝的统治，中国皇帝也尊重和保护穆斯林。

这里说一件有意思的小故事，乾隆年间（1764年），北京紫禁城附近建有一回回营清真寺，传说是乾隆为香妃所造。

这里有一个特殊之处：回回营清真寺竟是坐南朝北，不同于普通清真寺坐东朝西，必须朝向麦加的格局。

兹维·本-杜尔指出，乾隆的这个做法，打破了穆斯林所理解和建构的王朝政权关系，穆斯林其实很难认可这种布局。（Zvi Ben-Dor Benite等编著：The Scaffolding of Sovereignty: Global and Aesthetic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pp. 307-332.）当然，这个故事的微妙之处，可能也反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乾隆中期后对回民的态度与政策的转变。

这一讲，我们讲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中国拓展的历史及原因，下一讲我们就要讲到奥斯曼帝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