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983期：聪明人，从不活在别人的嘴里

有书君说

明末清初，是山河破碎，豪杰并起的乱世。

激荡的岁月中，乱世枭雄们努力追寻权力的王座；

而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却超脱了功名利禄，潜心反思王朝兴衰更替的不变法则。

几个孤单的身影，在沧海横流中毅然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黄宗羲，便是其中之一的佼佼者。

华夷之辩卷土来

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用颤颤巍巍的双手举起白帛，自缢于煤山。

伴随着他的自缢，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纵然有南明小朝廷的最后挣扎，不过也只是逆历史潮流的徒劳对抗。

自古以来，末路王朝的全面崩塌，绝对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明帝国的废墟之上，耀武扬威的大顺政权正高调宣示着他们的胜利。

可李自成等人万万没想到，他们不过是偶然抓到蝉的那只螳螂。

真正的黄雀，此刻正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

八旗铁骑入关后，便有一群反清复明的义士高举大旗，在大江南北四处奔走，希望能够赶走野蛮落后的建州女真，恢复大汉天下的秩序。

站在今天的视角，大家或许觉得明末的遗老们有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在当时下，这种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多数人无法超出时代和认知的束缚，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那种能够打碎环境束缚，提出前瞻性思想与结论的先驱者最为可贵。

比如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就是这样的楷模典范。

天下为主君为客

1610年，黄宗羲呱呱坠地。按照年龄来说，他刚好比崇祯皇帝大一岁。

当时，有着“九千岁”之称的大太监魏忠贤一手遮天，并残酷压制那些敢于反抗他的人。黄宗羲的父亲，就死于魏忠贤的迫害之下。

尽管后来崇祯皇帝剿灭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但整个明朝的国运已经日益衰颓，最终被更具朝气的挑战者所替代。

明朝灭亡之时，黄宗羲正值壮年。作为一个有着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了抗清事业。

在黄竹浦，黄宗羲散尽家产，招募了六百余位青壮年，组建起“世忠营”。

但由于战斗力过于悬殊，黄宗羲的部队很快就被清朝正规军打得七零八落，他本人也陷入了长期的流亡生涯。

流亡的岁月，沿途随处都遍布着不可预测的危机，每天都会在诚惶诚恐的心态中度过。

但即便如此，黄宗羲也没有放弃思考。他一边面对来自清廷的通缉，一边揣摩历史，总结过去，希望探索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结论。

康熙继位后，清廷对于抗清义士的追捕逐渐放缓，客观上让黄宗羲有了更加充裕的治学和创作时间。

很快，他就写下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思想巨著。

在《明夷待访录》的系列篇目中，黄宗羲就深度探讨了君主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一、黄宗羲指出，历代专制王朝的法只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所有的法规和律令，都只从统治者家族本身出发，并没有兼顾天下黎民的切身利益。
二、黄宗羲认为，君主不是人民的先天统治者，而是要履行职责的后天管理者。
这一点上，他跟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看法很相似。
三、黄宗羲主张，宰相这个职位必须恢复。
明清时期的相位，完全就是个虚设，跟秘书没啥区别。
想要有效遏制君主的专权，发挥行政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让宰相来承担“政府首脑”的工作。

通过黄宗羲的一系列主张，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绝对算得上冲破时代枷锁，在茫茫迷雾中拨云见日的先知。

与他齐名的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也有着同等高度的真知灼见，于是他们三位便成了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感叹之余，我们不禁掩卷沉思：为什么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刚好在17世纪的中华大地出现呢？

社稷应为苍生计

因为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已经无法良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无论精英还是平民，都对这种制度越发抵触。

要知道，在明清之前的任何朝代，君主的权力多少都会遭到一定限制。

比如在唐朝，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权力就很大。

哪怕在朝堂之上，尚书左丞魏征都敢拉着李世民的衣袖，逼着他承认错误才肯放手。

对此，李世民怒不可遏，在事后咬牙切齿地说：

“老东西你等着，我肯定要把你杀了。”

可即便是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也只能在口头上吓唬魏征，因为皇帝没法越过三省而“为所欲为”。

到了宋朝，虽然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和禁军制度削弱了武官阶层，但表面上，宋朝历代皇帝还是保证了相对的空间。

可朱元璋建政后，不仅废掉了宰相，还大大强化了对整个王朝的监控与管制。

对他来说，文官集团的意志与判断并不重要，因为最终的裁定权都在他这个九五之尊身上。

渐渐地，文官们不仅无法针砭时弊，而且还人人自危，不求有功，只求无过。

那些仗义执言的官员们集体“失声”，不敢重拾为民请命的责任，不敢直面高高在上的君王。

对此，黄宗羲也在《原臣》一文中大声疾呼：

“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在他看来，朝廷迫切需要脱离家天下的专制守旧状态，朝着为天下的开明统治转变。

1678年，康熙以诏征“博学鸿儒”为由，恳请黄宗羲出山，遭到婉拒。

两年后，康熙侧面迂回，又以民间史料编纂与学术研究为由，最终让黄宗羲答应出山，贡献其毕生智慧。

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康熙为什么不提防这个曾经反抗清廷的前朝大儒，反而如此礼贤下士呢？

因为黄宗羲虽然反对君主专权，但他并不反对君主制度。

在他看来，君主作为一国之主是必然要存在的，只是需要以宰相为首的政府部门协助，并且要把民众放在首位，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建立长久稳固的秩序。

心即理来致良知

对比明末清初三大家，他们三人的个性差异显而易见。

王夫之偏沉稳，顾炎武偏热血，唯独黄宗羲不冷不热，守中用中。

父亲被阉党残害，他没有一味责怪魏忠贤，反而悉心探究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探索君主制度下兴衰更替的秘密。

作为前朝知识分子，他能够放手一搏时，那便放手一搏。

当认清力量悬殊的现实后，他反而更加释然和洒脱。一边逃避清廷的追捕，一边研究君主与天下的关系。

毫无疑问，黄宗羲是一个极端睿智，且颇具前瞻性的思想家。

他不仅理性思辨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同时还凭借高超的认知，解读了税制改革和农民压力之间的关系。

以至于后来，学术界甚至出现一条经典的“黄宗羲定律”。

穷极一生，黄宗羲没能看到心之所向的理想社会。

但他的智慧和精神，却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家不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