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974期：人生有三把钥匙：接受，放下，改变

有书君说

有人说，如果把杜甫中年至他死去时的诗作全部读完，就会发现那是一部记录整个“安史之乱”的史书。

如果把杜甫一生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见证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著作。

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他的诗对当时历史现象的记录，往往比官方的唐史更加详细，更加真实。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诗圣杜甫以及他所写的《三吏三别》背后的故事。

在唐朝璀璨的诗歌星河中，李白、杜甫二人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双子星。

黄锦祥曾说：

“执唐诗牛耳者，唯李、杜二人！”

韩愈也曾写到：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喜欢李白诗歌的人，觉得他的诗永远是那样浪漫飘逸。

而偏爱杜甫的人，则会从他沉郁顿挫的诗歌中，体会出他悟透的人生，叹尽的悲凉。

人如诗歌命如国，途遇风雨泪几多。

历史上能如杜甫这般，见证一个帝国从辉煌到衰落过程的诗人，本就不多。

而用诗歌记录下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之人，更是寥寥无几。

他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被赞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便是因为他的诗作满是真相，尽是写实。

他用一支笔，写出了战乱之下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勾勒出国家动荡后的真实生活。

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三吏三别”，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一幅记录百姓悲苦的巨型画卷。

公元747年，唐玄宗诏告天下，“通一艺者”可到长安应试。

杜甫从小便有咏凤之志，这次入京，亦是踌躇满志，胸有成竹。

可宰相李林甫，却自导自演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天下士子皆空欢喜一场。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名门世家，他从小便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一生都要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为了自己的理想，决定留在长安，哪怕弯下自己的脊梁，向世俗妥协低头，也在所不惜。

他开始上下奔波，四处投赠。

在这段时光里，他尝尽了残杯冷炙，受尽了悲辛苦楚。

据《新唐书·杜甫传》记载，天宝十三年，杜甫为玄宗祭祀盛典进献了三篇63赋，玄宗并没有太多重视，仅任他为河西尉。

可杜甫却觉得此官职对百姓不利，于是推脱不去。

后来，他又数次献赋上颂，大力推销自己的才华：

“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可企及也。

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杜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忍辱负重，乞怜谋生。

最终，也仅获得一个正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职位。

杜甫认命了，不管自己如何才高志广，终究不敌现实的凄凉。

十年时光，杜甫已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变成了满脸愁容，郁郁寡欢的中年大叔。

相比于过去的“事君治国”，如今的他更希望可以让妻儿衣食无忧。

然而，当杜甫前往奉先县省亲时才发现，自己的小儿子已饿死许久。

白发人送黑发人，杜甫内心的痛苦无以言状，只能以笔寄情，依诗载愁。

他将忠君念家，怀才不遇，十年悲愤之情交织在一起，写下了《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

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更是将阶级矛盾、贫富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的杜甫，沉浸在郁郁不得志与丧子之痛的感情中。

他不会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更加坎坷；而他深爱的国家，也将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

节度使安禄山率二十万军，只一月就从范阳打到洛阳，而后半年破潼关，占长安。

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史称唐肃宗。

当时，杜甫一家已搬至鄜州羌村避难，听得肃宗即位，杜甫急忙安顿好家人，只身前往灵武投奔肃宗，却在半路，被贼军所截，押往长安。

身陷长安的杜甫，内心满是焦虑。他盼望着朝廷可以打败叛军，重夺长安。

可等到的消息却是“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大唐一败再败，失望的不仅仅是杜甫，还有那些身陷长安对胜利渴望的俘虏百姓。

这个冬天，杜甫过得异常艰难，前方战况不明，后方家中无信，而自己空怀辅国之志，却只能独身愁吟。

所幸，随着郭子仪的出兵，官军节节胜利，长安收复在即。

杜甫终于觅得时机，趁叛军看管不严，逃出长安，投奔肃宗。

一路走来，杜甫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见到唐肃宗时，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肃宗大为感动，亲授杜甫左拾遗职位，让他可以近龙颜，事君王，以偿所愿。

那段时间，可谓是杜甫一生的高光时刻。

然而，杜甫却因为为好友房琯仗义执言，惹怒了肃宗，被贬华州。

在此期间，杜甫前往洛阳探亲，而唐军与安史叛军在邺城大战，唐军大败。

郭子仪军退守河阳，为补充军力，四处征兵。

而杜甫正从洛阳返回华州，眼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于是写出了流传百世的“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虽只有六首诗，但却从不同的角度，将百姓的“孤苦无依靠，半点不由人”的命运记录了下来。

这些诗篇，是百姓遭受战乱之祸、灾难深重最为真实的见证。

俗话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往往是不可预估的，百姓被裹挟在灾难中，每个人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方向。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人口锐减，《旧唐书》中记载的“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便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一将成名万骨枯，战争中，无论朝廷军还是叛军，为了战胜对方，都要时刻保证己方的实力。

于是，百姓时刻都要面临军队无节制的征召。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便是在这一个环境中创作出来的。

《石壕吏》中，从“暮投石壕村”一直到“独与老翁别”，杜甫作为一个旁观者，叙述着整个故事的发生。

从黄昏到天亮，老翁虽逃，老妪却被抓，一个本就不完整的家庭，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无家别》中，有个老兵回到家中，看到家徒四壁，老母逝去，乡亲离乱，自己孤身一人，却又被县令征召。

这一次，他没有犹豫，前路虽依旧迷茫，可自己无家可别，又有什么眷恋。

《垂老别》中，一老翁家中子嗣全部阵亡，独留老命苟延残喘。

可哪怕如此，老翁也要披挂上阵，不能独留己身。

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便是自己的老伴，也许此次一别便是永恒。

可人生难免离合悲欢，如今命运又岂是他自己可以掌握。

其实，杜甫的诗中，虽有战争的残酷，十室九空的凄凉；可它的背后，也深藏着对和平的期待，对家国的眷恋。

《新安吏》中，新安这个小县城，连年征战，早已没了适龄的男子，朝廷只能征召幼小的孩子前去修筑战壕。

虽然杜甫明知这样并不合理，可事到如今，只能依仗王师，收复中原。

《潼关吏》中，杜甫对家国的感情，更加明显。

他和守关兵吏的一问一答，便将士兵们忍辱负重的形象跃然纸上，他更以哥舒翰为警示，拳拳之意毕现无遗。

《新婚别》中，虽是一对新婚夫妇的离别，但却勾勒出一个深明大义的妻子形象。

她在国家的胜败，丈夫的生死，感情的存亡中，依旧保持着自己理性的一面。

她只盼丈夫平安回来，两人白头到老，两不相忘。

杜甫对百姓同情，却也有对世道的无奈。

他希望百姓安康幸福，也知道只有大唐军队胜利归来，才能实现这一愿望。

杜甫的诗歌并没有抨击朝廷，也没有单纯同情百姓，他的可贵之处，便在于没有回避内心的矛盾，也没有纠结朝廷与百姓的问题所在。

他只是用朴实的叙述方式，将他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

从古至今，世人往往将目光转向帝王功绩，成败得失上，而忽略了百姓疾苦、泪悲千古。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正是将这段悲剧记录下来，让它成为文学和历史上都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杜甫这一辈子，从志得意满到怅然若失，从裘马轻狂到忧国忧民，杜甫的人生充满着执着，也充满了无奈。

年轻时，他咏凤望岳，是如此意气风发；成年后，他面对残破的国家和昏庸的朝廷，他又是如此无能为力。

他心系天下，为国为民，虽仕途坎坷，却初心不改；

他寄情诗歌，以诗咏志，虽毫无政绩，却留诗青史。

年少时，也许会觉得杜甫无趣，觉得“三吏三别”絮絮叨叨，词句既不飘逸，又不优美。

但长大后才知，杜甫的诗词并不是在课堂上所能体会到的，他的诗即是历史，又是沧桑。

唯有历经人生千回百转，尝尽岁月苦辣酸甜，才能体会一二，品尽三味。

曾有这么一句话：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偶像，一个群体都有一个群体的向往。”

杜甫，不但是之后文人的精神领袖，更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三吏三别情，半生报国梦。

杜甫从没有想过，他的诗会举世皆惊，他自己会被世人千古铭记。

他靠着一份悲天悯人的信念，度过了自己动荡的一生；而世人也因为这份信念，将他铭记在心，一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