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
玄奘,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被尊称为“三藏法师”。
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他不顾艰难困苦,万里迢迢去天竺寻求佛法,并将经书进行翻译和讲说,同时撰写《大唐西域记》。
这一切,不仅深远地影响了东亚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东亚文化能在世界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打下了基础。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代高僧玄奘的故事。
公元629年,一位大唐高僧决定西行天竺,求取真经。
大漠雪山,他命悬一线;流沙风暴,他九死一生。
怀着坚定的信念,他用双脚丈量了五万里,终于抵达心中的圣地——那烂陀寺。
这位高僧叫做玄奘,也就是《西游记》中的唐僧。
玄奘用17年时间,辗转110个邦国,又用19年时间,苦译1335卷经书。
他是一个虔诚真挚的朝圣者,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践行者,他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玄奘,本名陈祎,家中排行第四,最为年幼。
陈家是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受家风的熏陶,幼时的玄奘“珪璋特达,聪悟不群”,八岁时就已跟随父亲陈惠学习《孝经》等儒家典籍。
有一次,陈惠讲到“曾子避席”的故事,玄奘忽然整襟而起。
陈惠不解,便问其故,玄奘回答说:
“曾子聆听老师教导时,往往正襟危坐,如今我接受父亲的教导,又怎敢随意安坐呢?”
陈惠听后,不由得对这个举一反三的孩子暗暗称奇。
如果不出意外,“备通经典,爱古尚贤”的玄奘很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位名留青史的名臣。
但不幸的是,父亲陈惠早早离世,年幼的玄奘没有了依靠,只得投身洛阳净土寺,跟随早先出家的二哥长捷法师诵习经业。
公元612年,隋炀帝号令度僧,通过考试选拔27人出家为僧,参加考试的人有数百人之多。
玄奘愿意出家为僧,但“习近业微,不蒙比预”,没有资格去考试,只能在考场外观望。
恰巧,观望的玄奘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了。
郑善果问玄奘:
“你为何想出家啊?”
年仅10岁的玄奘脱口而出道:
“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郑善果非常惊叹于玄奘的志气,便破格录取了他。
郑善果向同僚们说:
“诵经礼佛容易,保持风骨很难,这个小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高僧大德,只可惜我们是看不到喽。”
就这样,玄奘在净土寺出家为僧,开始了学习佛法的道路。
(玄奘画像)
玄奘不仅苦学佛法,还博学众长,云游四海,遍访高僧。
通过众多高僧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颇深的见地。
至此,他闻名吴蜀荆楚等地,与二哥长捷法师被世人称为“陈门二骥”。
玄奘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非常善于总结,他“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发现佛法的译著存在很大问题,很多典籍翻译模糊不清,而且存在分歧,“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
这让玄奘“莫知适从”,很是困惑。
公元626年,玄奘结束了游学生涯,回到长安。
在长安,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波颇的天竺高僧。
从波颇身上,玄奘感受到了天竺佛学的智慧,也得知天竺那烂陀寺有一个叫戒贤的佛学大师有可能解答他心中的疑惑。
于是,玄奘便将眼光望向了天竺,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宁可西行而死,不可东归而生
为了西行,玄奘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僧人,上书大唐朝廷请求西行。
因为当时唐朝“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于是玄奘的请求遭到了拒绝。
但老天或许感受到了玄奘的执念,一场突如其来的霜灾,使得长安城发生了饥荒。
迫于饥荒,朝廷允许百姓外出讨生活。
玄奘趁机决定“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就此离开了长安,开始了西行之路。
《西游记》里的唐僧西天取经虽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但他有三个法力高强的徒弟保护,而玄奘则只能依靠自己,随时都有意外发生。
在沙漠中,玄奘不小心打翻了水袋,陷入了绝境。
但他凭着“宁可西行而死,不可东归而生”的信念,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情况下,走出了沙漠。
不过,西行路上最危险的并不是艰苦的环境,而是叵测的人心。
玄奘在途径瓜州时,收了胡人石磐陀为徒,这个石磐陀便是孙悟空的原型。
不过,石磐陀并没有孙悟空那份忠心。
在师徒二人离开玉门关不久,石磐陀担心自己被偷渡的玄奘连累,便对玄奘起了杀心,于是他“露刃张弓”,逼迫玄奘原路返回。
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玄奘也没有顺从,只让石磐陀自己返回,并许诺他“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相引”,随后又孤身一人踏上了西行之路。
公元632年,历经千辛万苦的玄奘,终于到达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那烂陀寺。
玄奘到达那烂陀寺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但玄奘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鲜花掌声过后,他勤奋学习,如鱼得水一般,佛法造诣日益精深。
当时,戒贤法师年事已高,本不想再讲学了,但看到玄奘特地从遥远的大唐来那烂陀寺学习,备受感动,于是特为玄奘讲了《瑜伽师地论》这部经书。
而讲完这部经书,前前后后就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时间一天天流逝,转瞬间,已来到了公元641年。
这一年,学成的玄奘准备归国。
不过在归国之前,天竺戒日王朝的国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召开佛学辩论大会,这也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讲经辩论会。
除了戒日国王之外,还有18位国王到场,僧人到会者3000余人,印度教以及其它教派的大德2000余人,那烂陀寺也派来了1000多僧人。
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天竺,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
最后,玄奘带着胜利,更带着对佛学的感悟回到了大唐。
国宝丧,天地悲
离去时的玄奘风华正茂,归来时的玄奘老成持重。
当他再次踏入长安城的故土时,已经是公元645年了。
这距离他离开的那天,已经过去了整整17个春秋。
归国的玄奘受到了唐太宗的接待,唐太宗对玄奘给予了高度评价:
“朕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高尚,不仅丝毫不输于古代的高僧大德,反而犹有过之.。”
唐太宗“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便让玄奘弃缁还俗。
但玄奘婉言拒绝说:
“我从小就向往佛门,对于做官理政这方面的事,是一窍不通的。
您让我入仕做官,可是难为我了,我不仅做不好,而且还容易坏了大事啊。
所以,我愿意毕身行道,以报国恩。”
然而,德高望重又见多识广的玄奘,正是唐太宗建设大唐王朝所需要的力量,所以唐太宗仍不放弃,常常“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
不过,玄奘心中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翻译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
公元648年,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唐太宗作序。
唐太宗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
“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
可以说,归国的玄奘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翻译佛经中,这一译,就译了19年。
译经讲法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
这就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创作源泉。
公元664年,63岁的玄奘大师依然工作在翻译佛经的第一线。
但由于多年劳累,在翻译完《大般若经》后,他自己就觉得体力开始衰竭,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就木。
所以,他对助手和弟子们说:
“我恐怕会死在这里啊,但一看到翻译经书的浩大工程,每每担心不能够完成,留下遗憾,所以拜托大家定要努力相助,勿辞劳苦。”
在玄奘大师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发出这种不自信的担忧之辞。
不久,他又对弟子们说:
“我的死期怕是将近了,再也没有精力翻译经书了。”
从此绝笔翻译,至二月五日夜半圆寂。
玄奘圆寂的消息传到朝廷,举国悲悼,唐高宗哀叹:“朕失国宝矣!”甚至为了玄奘大师而罢朝数日。
17年的求真生涯,19年的译经弘法,玄奘终于求得正果,安然地去了自己一生所向往的弥勒净土。
一入沙门,便舍身求法,为寻真理,渡冥冥众生。
这便是玄奘的一生。
他的人生始终脚踏实地,向善向上,无问西东。
梁启超先生曾盛赞其为“千古第一人”。
光阴荏苒,佛经仍在吟诵,而玄奘早已化身舍利,佑护万民。
纵观玄奘一生,不紧不慢六十载,“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正是他为自己写下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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