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采集一直是史前人类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活动。即使庙底沟文化的农业发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庙底沟居民始终没有放弃打猎、捕鱼和采集食物。“彩陶•中华”展览中展出了一组庙底沟文化的石球,易于制作、便携的石球在狩猎时往往被用来抛掷猎物,也可以制成绊兽索或飞石索。除了在狩猎中使用外,石球还可能作为砸击工具或原始玩具使用,在史前居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渭水流域气候适宜、水源充足、林木茂盛,吸引了梅花鹿、马鹿、獐等野生动物来此繁衍,这些动物成为了庙底沟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除狩猎外,庙底沟人还饲养动物,猪、狗、鸡等动物骨骼遗存的发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旱稻混合的农业模式为庙底沟先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也为人口大规模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庙底沟文化时期,渭水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大量聚落,数量和规模都远超以往。小型、中型、大型乃至超大型聚落星罗棋布,共同构成了繁荣而层次鲜明的庙底沟社会。而关中地区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当属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了。
杨官寨遗址城市功能完整,包括城壕、水利设施、祭祀区、墓地……发达程度堪称都邑,也被誉为最早的“西安”。杨官寨环壕的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经测算它的土方量约为11万立方米,这样的土方量可以填满44个标准游泳池。在以石斧、石铲为工具的石器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量,需要大量的人力,反映出当时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水利设施指的是一处大水池,它位于环壕中部偏西南位置,面积约292平方米,最深处近3.8米,初步计算可储水1000立方米。水池还附带有长95米的排水设施。该水池共经过了三次修建,是一处重要的大型公共设施。东北环壕外还营建有大型公共墓地,上千座墓葬分布秩序井然,说明墓葬是经过严格规划设计的。已发掘墓葬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的营建方式,说明杨官寨的居民构成比较复杂。
研究人员对墓葬内人骨的DNA研究显示,杨官寨聚落的男性长期住在本聚落,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而女性多是从周边聚落迁入的,这不仅说明“族外婚”的现象在当时已经出现,也反映了男性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古人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都邑是人类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标志。庙底沟时期的杨官寨聚落在布局中蕴含了明显的规划意识。环壕南北平行、东西对称,出入聚落的大门设在西壕中部位置,聚落东壕外有排列整齐的大型墓地。聚落中还出土石壁、石琮、玉钺等特殊器物。大型聚落的规划和营建,以及具有特殊意义器物的发现,均暗示着其内部存在具有组织领导力的人物,杨官寨遗址很可能已具有都邑的性质。
5000年前的庙底沟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国彩陶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史前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农业发展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渭水流域人口激增,聚落林立的社会景象,规模超大的中心聚落呈现出都邑的雏形。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社会出现分化,以礼制为核心的人文观念初现端倪,并以彩陶为载体对周围不同的文化系统产生影响,加速了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在各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华夏文明繁盛之花在中原大地上尽情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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