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家庭在变迁，传统依然有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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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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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谢宇教授主讲“当代中国的家庭变迁”

谢宇教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两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他在社会分层、研究方法与统计、人口统计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等领域建树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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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发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如果说经济发展导致了第一次人口转变，观念变迁则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动力。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个体主义的兴起等会造成初婚年龄的推迟、结婚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还包括生育率的下降等一系列变化。

谢宇指出，家庭向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着决定性作用，主导着个人的生活安排。如今，家庭文化受到个人主义观念的冲击。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杂特征。

数据显示，中国人的结婚年龄不断推迟，不婚率也在提高。现在许多男女到了30岁还没有结婚，甚至将来也可能选择不婚。

谢宇认为，经济压力尤其房价，是中国人晚婚的原因之一。

谢宇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人们的结婚年龄和所在城市房价呈明显的正相关。不因此房价越贵，越需要时间攒钱，结婚年龄就越大。房价一直在涨，这便是结婚年龄推迟的一个原因。

没房，结不了婚，晚婚，怎么办？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暂时的同居。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有约30%的人有过婚前同居经历，也就是说，每三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先同居再结婚。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同居主要有三种功能：第一，同居是婚姻的前奏；第二，同居是单身的替代；第三，同居是婚姻的替代。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同居主要出于第一种原因。人们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在没有满足结婚经济基础，比如还没买到房、分到房的情况下，先同居，再结婚。中国同居的伴侣大多数都还是走向了婚姻。伴侣的平均同居时间为10个月左右，之后要么结婚，要么分手。

研究还表明，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在初婚年龄上呈现差异。

在现代中国，贫困的、社会地位低，往往也是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到了40岁还有接近20%未婚。以前，不同教育程度的男性虽然存在结婚早晚的差异，但最后都实现了婚姻——这在今天已经无法实现。

女性和男性的状况相反。男性当中是教育程度低的结不成婚，而女性当中，反而是教育程度高的，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可能到了40岁还不结婚，也有可能终生不婚。由此，谢宇团队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从普遍婚姻转变为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婚姻。

谢宇团队最近还开展了一项网上的调查，询问受访者对结婚对象的期待。谢宇表示，虽然样本量较小，但还是能得出一些初步结果：好的相貌、高的收入、城市户口、拥有房产仍然是择偶的重要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存在性别差异。

这种差异类似传统文化“郎才女貌”的某种延续。女性对男方的收入有期待；男性则对女方收入没有要求，而对女方的长相更在乎。

另一件大众感兴趣的事情是离婚。谢宇指出，大多数媒体报道使用的“粗离婚率”数据具有误导性，高估了中国的离婚率。粗离婚率的算法是简单地用离婚人数除以总人数，这并不科学，因为它没有从一个历时生命过程的角度来考察离婚率。谢宇表示，科学的做法应当是考察从结婚走向离婚的生命过程，统计在结婚后多久有多少人离开了婚姻的队列。

结合国际对比，可以看到中国的离婚率相较于美国、日本仍然很低。

有人问及谢宇对最近设立“离婚冷静期”的看法。谢宇表示，自己尚未做过调查，从直觉上估计，中国家庭本身就呈现出较低的离婚率、较高的稳定性，政策的影响可能不会很大。

谢宇也提到，家庭问题的私人属性让政策的直接调控变得十分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也常常使一刀切的政策难以见效。因此，要制定出一个符合人性、符合国情、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并非易事。

中国虽然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型，但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以2010年统计结果为例，大约99%的45岁到49岁妇女只要结了婚，都已经有了孩子。谢宇认为，这是中国家庭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之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只要结婚，就有孩子，只是时间问题。孩子和婚姻是紧密相连的。“现在的年轻人刚结婚不一定有孩子，但实际上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是生了孩子。”

谢宇认为，正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文化导致了很低的婚外生育率和不育率，而且离婚率的增加也是有限的。作为个性化的体现，未来中国选择不结婚、结婚而不生小孩的人群比例会增加，但也应该看到，文化还是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以子女中心的家庭文化还可能影响婚姻的质量。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看重，不一定就能收获高满意度的婚姻。不排除许多中国人虽然没有离婚，但婚姻并不幸福，处于一种“勉强婚姻”的状态。

不过，文化不只体现为惯性，也存在转变的可能。谢宇提到的另一项研究表明，重男轻女观念可能和养儿防老的目的相违背。

由于大城市经济压力大，“啃老”的代际补偿十分普遍。在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儿子啃老更为理所应当，也更为普遍；而女儿则容易被赶走，而且有收入之后还要给父母更多的钱。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城市家庭养儿子比养女儿代价更大，得到的回报也更低。

作为一个主攻量化的社会学家，谢宇认为数据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仍然非常重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好地诠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