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与李行：杜康、书及胶片

本集文稿 

中医“经络”迄今为止仍无法找到任何物质基础，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客观存在。同样，人类所谓“第六感”，听上去似乎玄之又玄，有时冥冥之中却也有些灵验。

戊子初秋，风轻云淡，于台北徐州路上一处安静的庭院里，听李行导演娓娓道来，有种难以言表的感动。说起李行导演，人们总是将他与《汪洋中的一条船》及《小城故事》两部影片联系起来。前者改编自郑丰喜自传体小说《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主人公在艰困的人生磨难中生存下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了同校法律系女同学吴继钊，他们相知并且相爱，虽遭遇重重阻挠，最终喜结连理。谁知中秋佳节之时，却传来郑丰喜罹患肝癌的噩耗。这位年仅三十二岁的斗士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人世。影片上映后，观众席哭声一片。《小城故事》里那丝丝柔情以及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不知醉倒了多少少男少女。多年过去了，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小城故事》的旋律不经意间从某家店铺飘进耳朵，你仍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恍若隔世。

出人意料的是，李行导演最引以自豪的并非那份骄人的成绩单。他看重的则是自己与谢晋导演那份朴素的兄弟之情，甚至对他俩首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都记得一清二楚：“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在香港参加两岸三地电影导演会，我们一见如故。古人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我们是‘何以抒怀，唯有杜康’。谢晋擅饮，我肝不好，没敢多喝，但实际上也灌了不少黄汤水。后来，我放了一部《唐山过台湾》给他看，电影还没结束，他就叽里咕噜乐个不停，说，假如导演名字换成谢晋，没有人会怀疑；而把《芙蓉镇》说成是李行作品，也照样行得通。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距离更近了。”一九九九年，李行先生在台北组织“谢晋电影回顾展”，没想到，正遇上“9·21 大地震”。那晚，强烈的震感将李行先生从梦中惊醒，他不由得为老友安危担心，便急急赶往谢晋下榻的酒店。谢导向来睡眠甚佳，随行的长子谢衍就在父亲隔壁，发现情况有异，跃身而起，猛敲父亲房门，见门内毫无反应，便只得从阳台跨过铁栏杆爬过去，唤醒父亲，随后两人匆匆下楼，坐在马路边等待救援。见老友安然无恙，李行这才如释重负。说到谢导长子谢衍早逝，李行先生一声叹息，也勾起一段痛苦回忆。原来他自己的儿子也因为车祸不幸身亡，彼此都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堪折磨，“我们相差七岁，他属猪，我属马，但家世、成长背景都有相似之处，艺术上也都坚持现实主义影像风格，彼此情同手足，无话不谈……”

李行导演话还没说完，摄影师示意机器报警，需要更换电池，我们只得暂时中断谈话。不一会儿，导演助手脸色刷白，神情紧张地递过手机，只见屏幕上赫然显示新华社简讯：“著名电影导演谢晋逝世。”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上怎会有如此骇人的悲剧？！而我又将如何面对与谢晋有着生死之交的李行先生？老人是否能够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我在焦灼中仰望苍穹，一时踌躇难决。见我惶憾徘徊、沉吟不语，李行导演的助手轻声言道：“说吧！李导总会知道的。”获知事实真相，李行先生先是不愿接受，随之，两眼直勾勾地发愣，浑身微颤，脸部抽搐，双唇紧闭，仿佛失去了知觉一样，寂然，呆然，又好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号啕大哭起来……

李行先生离开后，我独自走在幽静的徐州路上，午后的阳光穿过密密匝匝的树枝，在地下留下斑驳的影子。看着那闪烁不定的光影，心都要碎了，半年前与谢晋导演畅谈的情景浮现在眼前。记得那天谢晋兴致很高，几乎有问必答，并且保持一贯直言不讳的风格。关于张艺谋，他直陈将宋朝戏放至九寨沟拍摄，简直匪夷所思；关于陈凯歌，他为没能看到与《霸王别姬》同等分量的作品面世而感到遗憾；至于姜文的电影，在他看来好像也有点不知所云，但对他在《芙蓉镇》里“扫地”以及“在米豆腐坊抚摸刘晓庆”那两场戏赞誉有加。“当时我用每秒二十八格速度拍摄，姜文很投入，发呆的眼神极有感染力。”尽管眼光独到、严苛，他对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倒是投以青眼。或许影片聚焦普通人的影调更能赢得谢导的认同。想当年，谢晋对《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点》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曾作过深入研究。特别是对《罗马十一点》导演选择演员的原则极为欣赏：“导演选演员重气质，力求自然多采。专业和业余兼用。即便对其他众多应考的姑娘（群众演员），导演也很注意选有特征的。如戴眼镜的、脸上有痣的、身材很高的、戴帽子的、穿皮大衣的、脸面有雀斑的、大鼻子而且身躯肥胖的、容颜丑陋的、带来妹妹的等等。总之，形象上一眼均可区别，不致混同。”

谢晋导演一生拍摄的三十六部影片，差不多可以勾勒起一段中国近代史与当代史，而且每一部均堪称经典。但经典中的经典莫过于《舞台姐妹》与《芙蓉镇》。这两部电影也让他经受了人生的惊涛骇浪。《舞台姐妹》尚未杀青便受政治暗流侵袭，“影片原有结尾含蓄而具深意：一对姐妹坐在水波荡漾的小船
上，走上新生活的月红深有感触地说，以后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春花则思忖有顷，道：‘我在想，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结果后来被逼改成硬邦邦的两句话：‘今后，要做革命人，唱革命戏！’”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说起往事，谢导仍痛苦万分。而《芙蓉镇》一度也因为种种原因取消上海首映式，面对群情激愤的观众，他只得独自走上“美琪大戏院”的舞台，鞠躬致歉。谢导之所以如此执着，是想要如太史公写《史记》那样，像屈原、杜甫、曹雪芹、巴金那样，对民众充满责任感、忧患感和使命感，更要从个人悲剧中获得某种反思：“十年动乱中，先是父亲服毒自尽。他坐在藤椅上，身体趴在写字桌上，因为是冬天，连腿都无法掰直。没过多久，母亲又坠楼身亡，我掀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单，把她抱起来，脸上出现很奇怪的表情，嘴角歪斜，似笑非笑，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尽管伤痕累累，心在滴血，从《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一直到《芙蓉镇》，谢晋一直试图以胶片挖掘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细微变化，来反映历史风云变幻，彰显社会与道德伦理的精神力量，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言“把灵魂展示给人的艺术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熟悉谢晋的人都知晓，他的个性“其柔似水，其烈如火”，直至晚年，只要一谈电影，仍激情澎湃。而其身体能量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杜康，几杯酒下肚，更是豪情万丈，而一旦遇上知己，就只觉千杯少了。朱旭先生回忆：“谢晋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标有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然而，和我喝酒，喝够定量，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平日评论电影，他也常以酒比喻，如《最后的贵族》，他就竭力体现李清照《武陵春》的意蕴。“这种风格就像我家乡的绍兴酒，平淡上口，不觉自醉。”他说。当然，谢导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及深厚学养源于广泛的阅读。《史记》和《红楼梦》是他常置案头的两本书。论及演员表演，他也喜欢以《水浒》人物做比喻：“演员表演‘点睛’之笔在于其个性特征，这是最能展示灵魂的地方。武松杀完人，墙上题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鲁智深打死了镇关西，一看出事了，却粗中有细，说声‘你别装死’就溜走了。这两个同样粗鲁的人，性格却是不同的。演员要演出这个区别。”

谢晋导演人生的最后阶段，几乎可以用“挣扎”来形容。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令他这个当年同样以商业片起步的资深导演难以招架。他不停地找来各色人等讨论，手里捧着五六个剧本等待拍摄，但理想却一次次破灭。那天临告别时，他送我至电梯口，电梯门开了，却不让我走，紧紧拽着我的手：“我还想拍两部电影！就两部！然后就去见马克思！你一定要帮我！”

经受百磨千折，仍坚如磐石的谢晋，最终还是被长子的骤然离世所击垮。谢衍远行后仅仅六十天，谢晋导演倒在了白马湖畔，或许他又可遇见“春晖学校”那些可爱的老师们：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张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