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家庭中成长的民国文化精英

我国有句俗话，父爱如山，母爱如水。在童年时期缺失父母的爱，往往对人的一生产生影响。而有一些人，爱的缺失反而会促使他们蜕变得越发坚强独立。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时期，也不乏其人。5月14日，“青睐”云课堂邀请致力于民国人物研究数十年的滕征辉先生，讲述成长于单亲家庭的“民国大人物”，还原这些民国精英童年励志、少年求学、求善立心的故事。滕征辉曾在喜马拉雅主播《民国人物列传》广受好评，主要著作有《民国大人物枭雄卷》等。

01 

书法家谭延闿
为母亲遗体能抬出正门，不惜抱棺要挟

讲座首先提及的是民国大书法家谭延闿，滕征辉讲述了一段长长的故事。1880年10月25日，谭延闿生于杭州。他的父亲谭钟麟30多岁考上进士，先在翰林院，后来官运亨通，出任浙江巡抚。谭延闿是一名丫鬟为他生的第三个儿子。

谭延闿5岁入私塾，按要求3天写一篇文章，5天做一首诗，同时习练毛笔字。他11岁学制义文学，翁同龢称赞他“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13岁，谭延闿在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之后他一边陪伴年事已高的父亲，一边师从各家名师继续学习。

谭钟麟反对维新派，很受慈禧太后赏识，却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弄得里外不讨好，郁闷地告老还乡。他带一家人到长沙，还请了王闿运给谭延闿做家庭教师。之后，谭延闿22岁中举，24岁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打破了湖南200年没有会元的历史。

之后的殿试中，谭延闿列为二等第35名，赐进士出身。广为人知的是，谭延闿本来是要被点为状元的，但慈禧在下笔画圈时，发现他是湖南人，又姓谭，不由想起那位被她痛恨的谭嗣同，于是放弃了他，继而考虑到天下大旱，改点了刘春霖为状元。

谭延闿头角峥嵘，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慈禧太后晚年，曾亲自主持改革，即所谓“丁未新政”。谭延闿积极呼应，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任省咨议局议长，也就此开始了他三次督湘、三次被赶下台的传奇经历。

谭延闿的奋发向上，直至功成名就，最初只是单纯地在为母亲上进。他希望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母亲可以不用站在桌子一旁伺候，他希望家中的仆人能够对母亲多一些尊重，他希望父亲的正妻能够对母亲少一些刁难。

1916年，谭延闿的母亲去世，灵柩停放在长沙谭氏宗祠。出殡那天，族人议论纷纷，说她不是谭家正室，不能从大门出殡，只能从侧门走。谭延闿再也忍不住了，当扛夫要起肩时，他冲过去俯卧在棺盖上，大声说：“今天是我谭延闿死了，抬我从大门出殡！”族人全都被镇住，这才将棺椁从大门抬出去。也是因为母亲的原因，谭延闿一生不纳妾，更从未进过花街柳巷。

1895年3月3日，谭延闿与江西布政使方汝翼的女儿方榕卿在南昌成亲，两人感情深厚，育有一子三女。1918年6月，夫人身患重病，临终之前，捎话给丈夫，嘱其好好养育几个孩子。谭延闿万分悲痛，食素百天，终生未再续弦。

孙中山与谭延闿算是患难之交，那时宋美龄从美国留学归国，待字闺中，便有意介绍给谭延闿，事先还让谭延闿拜了宋家老母为干妈。谭延闿很坦诚，讲了前因后果，婉言谢绝“不能背了亡妻，再讨第二个夫人”。

滕征辉最后总结：“谭延闿是谭家菜的发明人，大美食家，也是大书法家，为了母亲能大大方方坐下来吃饭，考中会元；为了母亲遗体能堂堂正正抬出正门，不惜抱棺要挟。母亲是伟大的，这样的儿子何尝不伟大呢？”

谭延闿书法作品

02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
老大是家中顶梁柱，老二充满依赖心理

接下来谈的是周家兄弟。大哥周树人生于1881年，比周作人大4岁，比周建人大7岁，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周家祖上是理学大师周敦颐，诗书传家。祖父是进士出身，做过金溪县知事；1893年，因为牵涉科举舞弊案，被判斩，却不立决，监候了8年，家里的良田万亩、当铺十余家，就这么掏空了。

作为周家长孙，周树人（鲁迅先生）尝尽了世态炎凉，从12岁到20岁，他走过了从长房长孙到破落户子弟的心路历程。而老二周作人又是怎样的呢？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婴儿时期的周家老二性情安静，很少哭闹。母亲鲁瑞曾对丈夫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他是像你的。”

幼年周作人曾患天花，与不到一岁的妹妹瑞姑住在一个房间。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突然狠狠地咬了瑞姑的大脚趾。不知是否因此，瑞姑后来也感染天花，而早早夭亡了。

周作人自小身子骨弱，又不爱出头，对长兄很是依赖，几乎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家人说他自私，邻居讲他有福，即使在家族接连发生变故的几次重大关头，他也只是闷头读书，仿佛家族的事与他无关似的。母亲说周作人：“从幼小时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要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6年多，很少参与光复会的事情，除了偶尔写写文章。他喜欢日本的生活方式，他曾经说：“日本住房，几张席子，一张炕桌，一副坐垫，看书、写字、吃饭都是这张桌子，晚上睡觉，拉开墙柜，扯出被子就睡，搬家也简单方便。”他觉得：“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

他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伍舍”的女佣。与周作人初次见面时她还是个19岁的少女，第二年两人便结婚了。婚后开支越发加大，大哥鲁迅只好提前回国谋事，寄钱维持他们在日本的生活。两年后，周家的田产售卖殆尽，鲁迅再次赴日本，硬生生把弟弟一家请回了国。

1918年3月，《新青年》改版，编辑部主要成员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及周氏兄弟等。当时，北大内部新旧两派的对垒最为激烈，周作人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三篇文章，大力提倡“活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调之作，风头甚劲。张中行先生评论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

从1919年开始，周氏三兄弟一起居住在八道湾，因周母年事已高，周家的财政大权便由羽太信子接管。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每月收入300多元；周作人在北大任教，月薪240元；周建人虽无固定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时有稿费收入。全家收入颇丰，但信子花钱无度，时常入不敷出。

然而，1923年夏季两兄弟突然发生冲突，无法调和。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走，自此兄弟阋墙。倒是鲁迅曾在1933年发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慨叹。与大哥决裂了，周作人夫妻便把日本岳父母接来了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极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便命人将八道湾门口挂的“周宅”牌子取下，换成“羽太寓”，并挂上日本旗。周作人亦听之任之，并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曾慨叹：“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滕征辉介绍道，鲁老太太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与鲁迅同住后，周作人给母亲的生活费常常逾期。鲁老太太极为不满，有时坐车到八道湾去要账，并曾负气地说：“并不是等钱用，而是气他们的这种行为。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曾有人评说，周作人的性格弱点在中国的非常历史时期被放大，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关键影响。滕征辉对此评价道，周作人的个性中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似乎与人的天性有关。而鲁迅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兄弟俩生长于同一个家庭，也产生了不同的人生。

鲁迅

03 

李叔同
母亲当他是上天最好的礼物

如果说50后喜欢鲁迅，70后大多喜欢李叔同。滕征辉记起，有一次歌手朴树在舞台上唱着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之后感叹：“这辈子如果能做出这样的歌，现在马上死了都行。”

李叔同1880年出生于天津，是一个富家公子，父亲李筱楼与李鸿章同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回乡经营盐业和钱庄，号称桐达李家。据说他出生那天，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树枝放在了产妇卧室的窗棂上。68岁的李父买下了整条街的水产为儿子放生。

李叔同5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但家中生活仍然极为优裕，小小的李叔同有最好的老师，可以学习诗词和书法。李叔同聪慧好学，自小便有神童之称。15岁时，他便写出了这样的句子：“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李家信佛，家训为：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当知求己胜求人。

李叔同的母亲王氏是李筱楼的小妾，王氏嫁入李家亦为李家人轻视。李筱楼去世后，王氏的生活更加艰难。二十五岁的她担起了抚养幼子的重担，她把李叔同当作上天最好的礼物。1905年3月，王氏在上海去世，王氏遗体运回祖籍，李家人嫌弃王氏出身，又亡故在外，也不让进祖宅。经过激烈争吵，王氏遗体才得以进门。王氏的葬礼采用了新式规矩，不要送钱，只送挽联、花圈，所有人只行鞠躬礼，李家上下不穿白色，穿黑衣，戴青纱，来宾戴白花。

这样的家庭氛围和母亲的陪伴，对李叔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滕征辉讲述一则小故事，李叔同出家后，徐悲鸿曾多次去探访。一次，徐悲鸿发现山上一棵已枯死多年的树木发出了新芽，就问道：“是您感动得这枯树起死回生吗？”弘一法师答道：“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活过来。”

对于弘一法师，丰子恺最有发言权，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里他曾写道：“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这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在世间也有很多；还有一种人脚力大，再爬上三层楼去，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亦是暂时美景，而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成为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

李叔同

04 

蔡元培、冯友兰、老舍……
那些幼年失怙的民国文人们

民国的文人生长在单亲家庭的人为数不少，以至于有人将“幼年丧父”总结为民国作家的一个特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绍兴府山阴县城，他11岁那年，其父蔡光普因病去世，母亲周氏撑起全家，宁愿典押旧物，也不接受外人的施舍。她独立抚养7个孩子，谨言慎行，极重气节，喜欢跟孩子讲道理，而不是打骂。她每天晚上习惯坐在油灯旁，一边做针线，一边监督蔡元培和两个哥哥做功课，清晨又叫他们起床，经常嘱咐孩子“晚睡不如早起”。蔡元培始终坚持早起晚睡，这个习惯陪伴了他一生。

蔡元培17岁那年，母亲患严重胃病，蔡元培曾听从偏方偷偷割下自己左臂一块肉放入药汤之中，可是不久，蔡母还是亡故了。蔡元培抱着枕席睡在母亲的棺材旁边，悲不自胜。不久，蔡元培考取了秀才，随后中举，24岁成为进士。

作为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中指出，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而这些，主要来自于母亲的言传身教，他曾回忆说：“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因为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

蔡元培

冯友兰的母亲是位大家闺秀，教育孩子很有办法。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生于河南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冯台异是同进士出身，在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后任崇阳县知县。冯家子女共5人，除了早嫁的和早逝的，冯友兰与弟弟地质学家冯景兰、妹妹作家冯沅君，号称“唐河三冯”。滕征辉由此引申说，冯友兰12岁时，父亲逝在任所，一家人随母亲迁回老家唐河。冯母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常在地上划线，按日影移动来计算时间，督促孩子们学习。她在当地女学担任学监，并为此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制了名片。

冯友兰先后考进县立高小和开封五中，1915年9月，考进北大。1923年，他在美国完成《天人损益论》论文，顺利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几经选择，冯友兰还是听了时任校长罗家伦的话，到清华任教，一待就是20多年。滕征辉说：“他提出的人生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甚至对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冯友兰

胡适生于上海浦东川沙，胡家在上海有几家店铺生意，胡适的父亲在他4岁时客死厦门，母亲冯顺弟只得带着胡适回到安徽绩溪老家，艰难度日。

胡母是位农家女子，略通诗文，她想尽办法为儿子请最好的老师。胡适父亲胡铁花与前妻育有三子，吸毒、赌钱，搞得家室不宁。冯顺弟经常受气，但极少埋怨。

有一年除夕，胡家来了一群追债的客人，冯顺弟先给了每人一点钱，再好言答应想办法。胡适后来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他在《四十自述》中写道：“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渺小而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儿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23年。”

傅斯年9岁时失去父亲，家中也基本依靠母亲李氏操持以及门生的扶助。滕征辉总结：“如果说胡适温厚，傅斯年则刚猛，或许同样的单身家庭经历，也是他们成为毕生师徒挚友的原因。”

钱穆家境贫寒，12岁那年，父亲钱承沛病逝，亲戚劝钱家依照惯例到义庄领取抚恤金，母亲蔡氏却要求钱家兄弟谋生自立。她是无锡人，家教严格，却从不疾言厉色，有一回钱穆打翻了粥盘，她非但不骂他，反而问有没有被烫到，嘱咐以后小心点。蔡氏还经常跟孩子们讲丈夫生前的故事，钱穆曾说：“先父之灵，如在我前，如在我左右。”

郁达夫2岁时失去父亲，母亲陆氏不识字，在街头开了一个小摊过生活。家里经常要借新钱还旧债，但她仍想尽办法供三个儿子读书，她的想法是：“我家无财产可守，不让他们外出念书，只会在富阳的街上数石板，怎么对得起祖宗？”

还有老舍，他出生的第二年，其父便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去世了，之后全靠母亲洗衣做工，含辛茹苦将他养大。他曾写下名篇《我的母亲》，文章结尾他写道：“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滕征辉感叹，这几乎道尽了民国文学家的心声。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供图/滕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