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1：高旭东｜《子夜》的创作背景及文学史定位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旭东。在讨论完《幻灭》后，我们再来看茅盾在中国现代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子夜》。在讨论《幻灭》的时候，我们详细讲述了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然而由于《子夜》广为人知，我们就不再详细讲述故事情节，而是在简略讲述之后，直接切入分析小说的创作背景、文学史定位、人物以及有关小说的争议。

很多人仅仅将《子夜》的创作背景局限在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子夜》从开始构思并搜集资料的1930年到写完的1932年底，恰好经历了1929年到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以及苏联建设的成功。那场经济大危机差点就要了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命，更不用说本来就天生不足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由于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这种鲜明对比，导致了那个时代的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在向左转，那是一个红色的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我想，这是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所首先要注意的一点。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必然影响到中国，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更显败落，加上当时的军阀大战，共产党在各地的暴动与起义，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写作背景。正如茅盾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中所说：“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茅盾又说：“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在茅盾的小说中，相比四个星期就写完的《幻灭》等急就章，《子夜》是茅盾作品中构思时间最长也是最为用心的小说，而且在正式开笔前几易写作提纲，他的都市与乡村交织的宏大写作计划后来不得不让位于以都市为中心，小说题目也由《夕阳》改为《子夜》。

《子夜》的主要情节是，在上海与乡下都办有实业的吴荪甫，将乡下的吴老太爷带到上海以躲避战乱。然而安于传统的吴老太爷一进入上海，便受不了光怪陆离的现代景观，居然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的丧事成为上海各色人等的交际场合，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及其姐夫杜竹斋，说服他们联手结成公债多头，利用市场操纵战局，他们的联手果然有所斩获。但是吴荪甫的心思不在公债投机，而在振兴民族工业上。实业界同仁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牵头，联合兴办一个银行作为金融流通机关，希望将来能用银行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民族企业。这正合吴荪甫之意，于是益中信托公司很快就成立起来了。在市场经济中，大企业的崛起往往是对奄奄一息的企业的兼并与重组，吴荪甫在大鱼吃小鱼这一点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他想到的是民族工业的起飞。就在他雄心勃勃地发展民族工业的时候，他在家乡双桥镇的企业因农民的反抗而遭受到损失，上海工厂里的工潮也闹得他很头痛。吴荪甫对付工人很有手段，他提拔胆大心细智勇双全的职员屠维岳作为他与工人之间的代言人，买通了带头闹事的工头姚金凤，平息了工潮。当姚金凤被人出卖被当成资本家的帮凶与工人的走狗而工潮再起时，屠维岳献计吴荪甫，开除姚金凤而提拨那个出卖姚金凤的工人，工人上当不同意开除姚金凤，而向工人告密者的日子反而难过了，用这种反间计终于平息了罢工。而在这时，赵伯韬正以多头的姿态与益中信托公司的空头进行鏖战。双方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赵伯韬终于击溃了吴荪甫为首的益中信托公司，致其严重亏损。于是吴荪甫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一方面他想再与赵伯韬较量必须有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他为了聚集资金而盘剥工人，又激起了新一轮的工潮，加上军阀连年混战、农民濒临破产，吴荪甫终于觉悟到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艰难。最后，他将自己的丝厂与公馆抵押出去进行背水一战。就在万分危机之际，他把希望寄托在姐夫杜竹斋身上，然而，杜竹斋却在公债市场上临阵倒戈，致使吴荪甫彻底破产。他企图用枪自杀又被医生撞见，就仓皇携妻一起去庐山度假。

由于三十年代初全世界都在向左转，《子夜》出版后获得一片掌声。1933年1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初版，2月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就特别推荐《子夜》，临终前还把《子夜》与《阿Q正传》相提并论。瞿秋白在1933年4月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 L ' argent ” ——《金钱》）。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 吴组缃在1933年的《文艺月刊》上著文评论《子夜》说：“有人这样说：‘中国之有茅盾，犹如美国之有辛克莱，世界之有俄国文学。’这话在《子夜》出版以后说，是没有什么毛病的。”甚至与新文学敌对而以“昌明国粹”自任的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在他主编的1933年4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云（一说吴宓，一说曾担任王国维助手的赵万里）的《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从三个方面说明“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盖作者善于表现现代中国之动摇，久为吾人所习知。其最初得名之“三部曲”即此类也。其灵思佳语，诚复动人，顾犹有结构零碎之憾。”“此书则较之大见进步，而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不时穿插激射，具见曲而能直，复而能简之匠心”。“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第三，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微，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委宛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从1965年2月19日《吴宓日记续编》大赞《子夜》并将茅盾看成是中国的巴尔扎克来看，“云”很可能就是吴宓，茅盾就是这么认定的。茅盾晚年回忆说：“《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因为《子夜》与《林家铺子》以及《春蚕》等农村三部曲的出现，茅盾曾被严家炎先生评为社会剖析派的代表作家。而从文学史定位的角度看，从五四文学浓重的抒情性，到屏蔽这种主观抒情性而进行客观的大规模的社会写实，《子夜》显然具有标志性的文学史转折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体会出瞿秋白认定《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这一命题的价值。

五四文学的悖论在于，从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到主导文学研究会的批评家茅盾，倡导的都是现实主义；然而，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个人从传统的家族制度与礼教中挣脱出来的个人主义的伦理革命，个性的张扬以及个人的孤独痛苦所导致的抒情感伤，就成为五四文学的主调。可以说，“五四”之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多。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毋庸置疑。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充满了浓重的怀旧情绪和抒情特征。文学研究会作家也不例外，冰心、王统照等人那些“爱”与“美”的小说和诗歌，庐隐小说对痛苦情感的大胆吐露，许地山充满传奇情节、宗教情调和异域色彩的小说和散文，几乎都渗透着一种浪漫感伤的情调。甚至倡导现实主义的茅盾，早期小说《蚀》三部曲和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具有浓重的个人情调和抒情性。

只有30年代的中国社会，才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首先，西方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是基于基督教（现实主义）或科学（自然主义）的统一的世界观，这在多元混杂与追求个性自由的五四时期是很难做到的，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思想在左翼文坛占有支配地位，根据一种统一的世界观模写现实社会已经不成问题。其次，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城市中兴起的，五四时期中国的城市多是传统的城乡无差别的统一，只有到了可以与纽约、巴黎、伦敦相提并论的30年代的上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代景观才为现实主义文学准备了丰厚的土壤。创作主体在统一世界观之下精心剖析社会的客观再现与上海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环境的结合，使《子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

喜马拉雅的朋友，一会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