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一场举国的“群体免疫”实验

东方网·东方智库首席研究员 周远

位于北欧的瑞典，春天姗姗来迟。一位在美国西部生活、工作了10年的美籍瑞典人，因为美国疫情肆虐，又想回老家探望自己年过70的老父，于是回到了斯德哥尔摩，没想到下飞机后，一派自由自在的景象顿时震惊了他。机场几乎没有检测，也没有提醒，斯德哥尔摩的咖啡店里人们谈笑风生。

4月29日，这个美籍瑞典人通过美国媒体，表达了他对当下瑞典防疫的困惑和愤慨。“我刚回到瑞典，被这里对新冠病毒的反应吓坏了”，埃里克·奥古斯丁先生以此为标题，发表了他的返乡文章。

其实，不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瑞典的一些医学科学家以及国际舆论也有同感，但人数远远不如力主瑞典继续采取“群体免疫”的民众和医学家多。他们势单力薄，除非设法逃离瑞典，否则只能“舍命陪君子”。

从政治、军事、安全到艺术、流行文化和科学技术，“瑞典例外主义”从来都是瑞典的标识和国际行销的概念。同时，瑞典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常被令人羡慕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作为模仿的榜样来支撑”。这一切造就了瑞典人特有的自信与高傲，也不无偏执与保守。

此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瑞典同样早就不可避免地“中枪”。但当北欧邻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因疫情加剧蔓延，纷纷采取严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封国的情势下，瑞典依然我行我素，坚持采取所谓“群体免疫”法。目前，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瑞典一样的国家，屈指可数。

图片说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来源：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瑞典“群体免疫法”的总设计师是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和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的顾问约翰·吉斯凯，前者是目前瑞典最高流行病官员和政府的首席医学专家，后者曾在欧洲疾控制中心任职。泰格内尔坚称“群体免疫法”适合瑞典，是目前瑞典最有效的防疫办法。而吉斯凯则在公开谈论中充斥着“‘我对此有直觉’，‘其他所有国家的抗疫方式都是错误的’等自我至理名言”，两人一唱一和，在瑞典颇有地位和权势。

瑞典的所谓“群体免疫法”抗疫，简单说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生活一切基本照常，当局虽也提倡“社交疏远”，但工厂企业继续开工，酒吧、咖啡馆和商店开放；学校照常上课；原则上除非本人要求，不进行病毒检测；对年轻人放任自流，仅对养老院等老人实行相对隔离。面对疫情，“瑞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们自愿的社会疏散措施来吸引和增强公众的自我约束感”。

据截至5月3日的全球疫情统计，瑞典累计确诊病例2.2万例，死亡病例2669例。瑞典最初的病例很少，但现在与相继采取严控措施的国家相比，疫情已经严重很多。

实际上，泰格内尔的心态也很复杂。如果取消目前的政策，这意味着他一开始就错了；如果继续目前的防疫方式，则瑞典无疑要冒更大的民众死亡和被感染的危险。

视频截图：疫情下的瑞典街头。（来源于央视）

泰格内尔最近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实现我们打算实现的目标。”瑞典公共卫生局和他的医学团队“正在做两个主要的调查。可能几周前疫情在斯德哥尔摩达到了传播高峰，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能正处于感染高峰。我们认为，斯德哥尔摩多达25％的人已经暴露于新冠病毒并且可能免疫。几周内我们可以实现群体免疫”。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战略究竟是什么”，泰格内尔回答称，“我们正在努力将病毒传染率保持在卫生系统可以维持的水平。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过去的两到三周中瑞典的病例数量一直保持着稳定。我们认为从长远看群体免疫当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

泰格内尔暗示，瑞典公共卫生当局和政府也在采取其他的疫情应对措施。“仅仅获得群体免疫力是不够的。我们已采取合理措施，正在寻求可持续战略；新冠病毒不会很快消失，任何相信自己通过关闭边界，关闭企业等措施就可以将病毒拒之门外的国家，在某个阶段很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学会忍受这种疾病”。

这番话意味着瑞典的抗疫以“群体免疫法”为主，但也没有排除其他防控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典的抗疫方法其实并不固执，而是在尽量冒险的同时，设法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保持社会稳定与公众生活的正常运行。

视频截图：春天来到瑞典，但往年的外国农民工不见了。（来源于央视）

据报道，瑞典的应对战略可能最终会让瑞典在经济损失上付出最小的代价，瑞典2020年度的GDP可能缩减10％，这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好得多。

尽管泰格内尔在国际上受到批评，但他在瑞典仍“很受欢迎”。一些国际评论指出，瑞典人在疫情中显露出对政府和医学权威的“超级信任”，有一种听从政府的被动主义和道德优越感。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目前的病例和死亡数字虽“令人遗憾，但是可以接受的”。瑞典文化对国家专家的无限信任以及内在的特殊主义意识，很大程度上继续在为瑞典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