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明威相见》作者：马尔克斯

      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玛丽·威尔什正经过圣米歇尔大道。他在对街往卢森堡公园的方向走，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惟一看起来跟他不搭调的是一副小圆金属框眼镜，仿佛很年轻就当上了祖父似的。他已经59岁了，体格壮硕，想不看见都不行，他无疑想表现出粗犷的味道，可惜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他的臀部很窄，粗糙的伐木靴上方是一双略显削瘦的腿。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出来的大批学子当中，他显得生气蓬勃，想不到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好像总是这样，在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被分成了两个角色，而且在相互竞争。我不知道该上前去请他接受访问，还是过街去向他表达我对他无限的景仰。但不管怎么做对我来说都很不容易。当时我和现在一样，说一口幼稚园的英语，也不清楚他的斗牛士西班牙语说得怎么样。为了不破坏这一刻，我两样都没做，只是像人猿泰山那样，用双手圈在嘴巴外面，向对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师！”海明威明白在众多的学生中不会再有第二个大师，于是就转过头来，举起手，用卡斯蒂亚语，像小孩子似地对我大喊：“再见，朋友！”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当时我28岁，是报社从业人员，在哥伦比亚出版过一本小说，得了一个文学奖，可是仍在巴黎漫无目的地飘荡着。我景仰的大师是两位极为不同的北美洲小说家。当年他们的作品只要出版过的我一律没放过，但我不是把他们当作互补性的读物，而是两种南辕北辙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式。一位是威廉·福克纳，另一位就是在对街和我说再见，立刻又消失在人群中的人，留给我的一种印象，曾经有什么已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而且从来没有消失过。
不知道是谁说过，小说家读其他人的小说，只是为了揣摩人家是怎么写的。我相信此言不假。
       海明威是对我的写作技巧影响最大的人——不仅是他的著作，还有他对写作方法和技巧的惊人知识。《巴黎评论》登的那篇他和乔治·普林顿历史性的访谈中，他揭示了一套和浪漫时期创作理念相反的说法：经济的不虞匮乏和健康的身体对写作有帮助；最大难题就是把文字配置妥当；当你觉得下笔不如过去容易，应该重读自己的作品，好记起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没有访客和电话，哪里都可以写作；有人说新闻会扼杀一个作家，其实正好相反，只要能赶快把新闻那一套丢开，倒可以成就一名作家。他说：“一旦写作上了瘾，成为最大的乐趣，不到死的那天是不会停笔的。”最后他的经验发现，除非知道第二天要从哪里接下去，否则不能中断每天的工作。我认为这是对写作最有用的忠告。作家最可怕的梦魇就是早上面对空白稿纸的痛苦，他这番话无异于一贴万灵丹。
        海明威那些即兴创作的短篇小说却无懈可击。就像某个5月天因为暴风雪，使得圣伊西德罗庆典的斗牛表演被迫取消，那天下午他在马德里的自助式公寓写了三个短篇小说，据他自己跟乔治·普林顿说，这三篇分别是《杀人者》、《十个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全都非常严谨。
        几年前，我有缘坐上了卡斯特罗的车，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文学读者，我在座位上看到一本红皮小书。卡斯特罗告诉我：“这是我景仰的大师海明威。”真的，海明威在死后20年依然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就像那个早晨一样永恒不灭然而又昙花一现，那应该是个5月天，他隔着圣米榭勒大道对我说：“再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