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们一直在疏忽父母和长辈生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对家庭和文学的投入和狂热，让我不去顺理思忖“乡下的日子”和“城里的生活”那问题，也不去辨析自己成家立业后，过的是“日子”还是“生活”那问题。

所以，四叔写信让我完婚后“一定把日子过好”的话，我并没有深究和思虑，只把它当成了长辈的一般交代和嘱托，

也没去想四叔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过好日子”的话，更没有去想，那些年四叔的生活是“生活”还是“日子”的区分和混淆。

直到有一天，我出差拐回老家里，四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才知道四叔退休了，知道四叔已经五十八岁了。

他退休回来由女儿素苹接了班，而他自己完全从新乡回到老家赋闲在那一隅村落和院里。

那时候，四叔的五十八周岁退休在家像一湾河水突然地掉头逆流一样，让我觉得唐突到无法相信和接受。

我不敢相信，原来在工厂行走生动、时常加班的四叔已经将近六十岁。

不敢相信，原来满头乌发的四叔竟是满头白发了；原来说话声音洪亮、满面红光的四叔，这时说话有些气喘了，脸色也有些萎黄了。

这让我想到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

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作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哪怕自己已经是壮年，而父母长辈们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里。

因为这种疼爱河流一样渊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也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

许多时候，甚或把那疼爱当作累赘和包袱，当作烦琐和厌恶，想把长辈的疼爱扔掉就像扔掉长在我们背上的瘤。

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

而我们，也已经早就不是了少年和青年，不是了青年和壮年。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到了这时候，我们想起我们原是父母的儿女了，是长辈的晚辈了。

父母和长辈，在此之前，他们为我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可我们，能做的一切却都不是为了他们呢。

现在，他们年迈了，不能下田耕作了，不能到车间工作了。

而陪伴他们的，只能是赋闲的无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时，甚或从他们迎面走来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时，

我们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不光是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不光要为自己的事业、贪念努力和钻营，

我们还应该把我们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

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凿凿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着儿女的。

我们应该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和生活一样，让他们的生活过得确实和日子不一样。

我想到了我结婚时，四叔一再强调要我把日子过好的话。

想到了四叔这一生，在日子和生活中摇摆、苦闷，甚或是挣扎的尴尬和劳累。

想到他终于退休了，可以在人生中好好喘口气，就像河流上总是漂来荡去的船，终于可以靠在岸上躲风避雨地平静了，可以从那船上走下来，抽支烟或者不慌不忙地喝口小酒了。

四叔是个爱喝酒的人。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品行周正，为人敦厚，非常孝顺体贴他，孙子、孙女也都每天异常可爱地围在他身边。

每月有着一笔退休金，大半生都因为“一头沉”的生活和我四婶天南地北地分居着过。

退休了，终于可以团聚在一起，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了，且四婶又是最能体贴四叔的。

我以为四叔是终于过上平静的幸福生活了，可回去和我四叔在我家面对面坐了两个多小时，说了许多有关人生厌烦的家常话，及至谈到他的生活时，四叔的脸上怔一下，挂着僵黄的笑，用很轻的声音说：

“在外大半生，真回到老家觉得哪儿都还不适应。”

接着沉默一会儿，又轻声补充道：“主要是觉得和谁都说不到一块儿。”

我一时不知该应和什么了，也没有理解四叔这两句话的真正想法和含义，只是在四叔走后才隐隐觉醒到，四四叔这一生，他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

在城市，他是一个乡村人，他因为根在农村而很难真正融进城市里；

在农村，他是一个城里人，他因为离开土地过久，身上的多半血液都已城市化，所以也再难真正成为一个乡村的人。

他是我们这个社会城乡夹缝中的生存者。

如果城市在乡村人眼中是高悬的天堂，而农村是土地上的地狱的话，他将近四十年的最好人生，都是悬在半空中。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和生存，已经成为他熟悉的、不可更改的生活往复和状态，正如被挂在树梢笼子里的鸟，它在那梢上的笼里生活了将近一生后，在它年老时，你把它放出来，它既无法适应蓝天，也无法适应大地了。

它所能适应的，只能是树梢上的天空和阳光，只能是随梢摆动的和风与细雨。

四叔也这样。他既非一个城里人，也非一个乡村人。他一生过的既不是城里人的生活，也不是乡村里的日子。

他是居住在城市的一个乡村人，是那个城市没有身份证的长期暂居者，在城市楼群的缝隙中，过着非城非乡的生活和日子，终于有了独属于他和他那样的群体的生活和方式。

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和圈子，有自己言谈的主题和意识，有自己对人生、命运、国家、民族这些巨大的无法把握的命题的解答和体会，也有他们自己对油盐酱醋和儿女情长的理喻和答辩——

他们是一群离开土地，为了到城市淘金而一生都在物质上困顿、精神上颠簸、乡愁上千转百回的人，

是我们这个民族中世世代代离开土地到了城市的乡愁者，也是因为乡愁的牵扯而无法真正融入他地城市的流浪者。

没有乡愁的人，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幸运的人。拥有乡愁的人，对于写作是一笔财富，而对于生活和日子，却是精神的累赘和臃肿。

拥有乡愁的牵扯而你不写作，那种浪费就像拥有大把粗制的金条，可自己连一个精美的戒指都没有。

当然，拥有乡愁的城里人，最幸福的是那些奋斗的成功者，达官贵人、巨贾商人，因为自己曾经出生在某一块土地上，那块土地曾经给过他无尽的辛酸和回忆。

有一天，哪怕他已经多少有些年迈了，可他终于成为了一个离开土地的成功者，金轿红顶，前呼后拥，

无论是要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省亲探望，重温旧事，还是人生途中最为得意的锦衣归里，叶落归根，这都是人生的一种兑现和目的，是最后辉煌演出的谢幕和返场。

可是，对于我四叔，却不是这样儿。他一生平淡，过得拮据而急迫，在外工作四十年，达到的目的只是把儿女养大了，给他们盖了迅速过时的土瓦房，和许多在家种地的人一样。

而有所不同的，却是那种被挤在楼群缝间的生活和方式，在成为他血液中必不可少的流动时，

这种生活方式不得不被切断或者改变了——住房、卫生、医疗、街道、公交、商店，下班后的那种和老工人们相聚的谈天与说地，品茶与饮酒，

还有即便一生不去却总是伸手可及的超市、大厦、电影院、白领公司和匆匆从自己身边走过的城市里谈情说爱的年轻人，

以及总是被父母开车接送去上学读书的孩子和车流，这些表面看来和四叔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的“他”和“物”，

当四叔到了只能在心里遥想它们时，他明白了它们和他密不可分的联系了，早就融进他的生活、生命和血液之中了。

尤其是在那种环境中已经成为四叔的连四叔自己也理论不清的、被生活方式养育着的人的精神和灵魂，

如同一个一生都在寺庙中晨钟暮鼓的僧侣或尼姑，寺庙在时他或她并不觉得寺庙是他或她的精神或灵魂，他们只觉得寺庙的古树旧砖就是他们的家。

可是有一天，倘是寺庙突然坍塌了，不在了，被人搬走了，或是庙还在，他们被赶到了庙门外，他或她被置于了田野或几棵古树旧砖下，

到这时，他们才真正明白那庙、那砖、那单调乏味的晨钟和暮鼓，不仅仅是他或她的家舍房屋和生活，而且还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和灵魂。

四叔似乎也只能用酒和麻将来填补他生命中因为寂寞的空荡和失落的缺憾。

二〇〇七年的国庆节，农历八月二十一日的一天里，我母亲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说让我抓紧赶回老家里，说我四叔已经不在了，

因为打了麻将又去喝了酒，喝多后，回来跌倒村口空寂无人的地沟里，摔了许多伤，引发了别的病，及至送到医院两天后，四叔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接着是我哥打来电话催我快回去，是我姐打来电话催我快回去。匆匆地收拾了行李买了火车票，到老家已是四叔离开人世的第二天，和两年前守着我大伯的灵棚一样，

我在路口守着四叔的灵棚、棺材和再也不会与我感叹一句命运和人生的四叔他本人，直到把四叔送进祖坟，让他与他的两个哥哥——我的大伯和父亲并排相邻地躺在一块儿。

从老家要回北京时，我去看了哭得两眼红肿，因为不断磕头行礼已经磕烂膝盖的我的长科弟，长科弟和他妻子在我面前沉默了许久才说了一句话。

他们说：“爸爸退休后要能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就好了。”

说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城乡差别，几十年间已经养到了那边去，可又因为这城乡，他老了又必须改变回来时，爸爸已经不再是了年轻人，他什么都已形成了，再也改变不回了。

说这第二次生活方式的改变，改变的不光是他的生活和日子，而且还改变了他的生命和命运。

说完这些时，我弟弟长科眼里已经没泪了。

他显得平静而明白，仿佛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生和命运、婚姻和爱情、生活和日子，这些农村人因为永远都身在其中反而不深思熟虑的事，他都已洞明与经历，都已经做好了应对未来和人生幻变的准备一样。

从那儿望出去，我们都已可以清楚地看到死亡了，可以听到死亡走来的脚步声，可以听到死亡在路上的交耳言谈和细语，可以看到死亡手持的通知和预告。

这样儿，我们就不能不正面去考虑与它的答对、应酬了，不得不去考虑今后面对命运与死亡时的态度和同死亡答对、争论、打斗时的说辞和尊严。

因为活着终归是要有着最后那一日；因为终归有着那一日，也才必须要认真地去考虑、安顿那些活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