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 现代教育、文化启蒙与青年奥斯曼人

上一讲我们谈了坦齐麦特，尤其是跟奥斯曼主义有关的内容。回顾来看，从传统主义的改革、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再到坦齐麦特，说到底，国家的主流都是在加强中央集权。无论是之前的强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还是他之后的改革派官僚，都是这样。

但在加强中央集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力量，以前的地方实力派现在的确是被严重削弱了，但现在还有两个潮流值得关注：一个是地方民族主义，尤其是基督教地区的民族主义，我们之前稍微提到了希腊起义和独立，就是19世纪前期的典型例子。

另外一个就是，到19世纪中后期，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文化和政治精英，这批人可不是什么传统宗教教育的产物，他们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也就是改革的产物，他们具有了立宪思想，他们要的是自由！这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潮流，对中央集权、尤其是苏丹的个人集权，都是一种“逆流”。这就是我们本讲要说的青年奥斯曼人。

如果说地方实力派是基于各自利益的分权派，那么，青年奥斯曼人，更多是基于意识形态或者思想的，他们更多地是立宪自由派。所以说，现代化不只是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条途径，它必然还会催生更多的新生事物。青年奥斯曼人就是其中之一。

咱们之前讲改革，就一直在说，军事改革是奥斯曼改革的核心，其次就是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改革。一句话，最重要的是富国强兵。但仅仅讲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不管搞什么改革，你都得有人才，而这些人才，虽然你最初可以引进外国的人，比如教官之类的，但最终，还是要培养本国的人才。所以，他的教育就必须跟得上，目的也比较单纯，就是要培养对帝国有用的人。

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教育不培养这类人。因为传统的奥斯曼帝国教育，可以分为民间非正式教育和官办正式教育两大体系。前者主要是宗教人士【如苏非神秘主义的伊斯兰教团谢赫（Seyh，长老）】自行招收弟子, 进行宗教教育。国家承认这种教育的合法性。宗教学校是正式教育机构，包括义务教育性质的伊斯兰教教育，主要是死记硬背《古兰经》的一些章节和祷文，以及少许算术，宗教学校还要为社会培养教师、教法官（卡迪，al—Qadi）、阿訇等。之前我们说奴官制的时候，提到了世俗性的宫廷教育，这也是奥斯曼帝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精英教育，他们学习的内容更多，包括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文学、历史、地理、音乐及艺术。禁卫军也废了，这类宫廷教育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所以，就必须搞新教育。说到现代教育，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塞里姆三世的改革。这时候我们首先是看到了法国提供的军事顾问，还有法国教官指导的现代炮兵学校开学。法国人还带来了印刷机，印刷了兵战技术、奥斯曼语语法相关主题的作品。塞里姆三世也建立了现代军事学院。

不过，军事教育改革的主要影响是引入了世俗教育，而军人作为最先接受现代世俗教育的人，成为了文化复兴和民族觉醒的重要力量，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讲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生平时还会提到。

在马哈穆德二世时期（1808-1839），为配合军事改革，世俗的教育开始发展。帝国建立了综合性技术院校、军事院校、管理院校和工科院校：1831年建立军事音乐学院，1834年建立军事专科学校，1859年又进一步建立林业学校、政治科学学校和文官学校。帝国逐渐建立了数学、医学、工程的教学体系。以医学院为例，它引进维也纳的教师，用法语进行教学，对所有人开放，到1847年已经有了300名穆斯林学生，40名希腊学生，29名亚美尼亚学生和15名犹太学生。

发展现代世俗教育的逻辑很容易理解：苏丹要建立新式军队和中央集权，就需要有能力的军人和文官，苏丹要搞洋务，就需要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但是，奥斯曼帝国没有这个方面的人才。据说，马哈茂德二世曾经向穆罕默德·阿里“借”人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说了，在马哈茂德二世之前，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已经开始，并较为成功。马哈茂德二世比较保守，觉得西方人是异教徒，不好，所以，他估摸着阿里那里应该已经有懂现代化的穆斯林人才】，但是，阿里回答说：穆斯林当中还没有他需要的那种人才。因此，苏丹只好求助于外国专家了，但他还是想培养自己的人才。

所以，马哈茂德二世要发展皇家教育学院、医学学院和战争学院呀。不过，他搞的教育，还不够系统，尤其是初级和中等教育没跟上。直到1908年宪政革命以后，国家才开始普及初级中级等教育。这就意味着，在这之前，他的这些现代教育机构要招生，要招有文化的人，只能选择受过宗教教育的人，严格意义上说，只有这些人不是文盲！你看，教育改革是系统工程，只发展高等教育，不关注基础教育，是不行的！但这个要短时间里建起来，谈何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学习西方知识的需要，奥斯曼帝国开始推广法语教学，并把青年才俊派送到巴黎等地，这对后来的改革和文化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面有一有趣的插曲，就是之前被派去法国学习的奥斯曼人，不准住在巴黎市区，怕他们被外国思想污染和腐蚀了，也不准学法语。国家帮他们在巴黎郊区专门找了住的地方。那怎么学习呢？主要学习技术，就是强调具体的操作。当然，这只是专制苏丹的一厢情愿，因为，你到外国，不学语言，还能学好？那是天方夜谭。】

随着认识的进步，学好外语成了必需的。法语开始取代波斯语，成为奥斯曼帝国精英的第二语言。后来的许多改革派政治家，很多人都是在法国接受了教育。在这个大转型时代，“海归”越来越受重视。

新式教育，本质上是理性主义和技术倾向的，它的发展改变了伊斯兰乌莱玛阶层对教育的垄断。那些接受世俗教育的学生逐渐成长为国家的新式精英，他们进一步促进了欧洲文化在土耳其的传播，以及土耳其的现代文化启蒙。

世俗教育之外，新闻和出版事业也在发展。新闻业的发展是文化启蒙非常重要的助推力。奥斯曼帝国在1831年创办了第一份官方公报《大事记》（Takvim-i vekayi）。这份报纸原本只有法语和奥斯曼语版，但为了让各族臣民理解现代文明和改革主张，又出了希腊语、亚美尼亚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版。报纸内容包括介绍西方的文化风尚，发布政治新闻。1832年的时候，有一期竟然讨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你看，这种进步还是很快的。

马哈茂德改革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多使用报纸进行政治宣传。传统上是在大城市的广场上宣读国家命令；清真寺的阿訇等乌莱玛也负责政治宣传；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使得前者的重要性下降，而报纸等重要性增加。《大事记》是进行政治宣传的官方阵地，比如，废除了禁卫军之后，马哈茂德二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贬低、攻击甚至抹黑禁卫军。

1840年代之后新闻业逐步发展，到1860年代后，独立新闻开始出现。可能是文盲太多，报纸的发行量不高。但那时的咖啡馆，成为了聚会和阅读的场所，在那里，专门有人把当天报纸的内容高声诵读给在场者。很快，不同报纸之间便有了竞争。为了能够吸引到更多读者，报纸上开始出现对奥斯曼帝国当时发生重要事件的评论，也开始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启蒙思想。在过去，土耳其语中的自由（hürriyet）仅仅意味着不是奴隶，现在开始有了新的政治内涵。

在改革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图书出版业也迎来了繁荣。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介绍西方知识和风俗的著作。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伦理学、科学等学科的著作，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热衷于介绍欧洲的知识，增进土耳其人对欧洲的了解，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坦齐麦特时期已经出现了西式做派的打扮，这跟西方文化的传播不无关系。

新式教育的发展促进了19世纪中期土耳其的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法国文学取代了波斯文学成为影响土耳其文学的主要外部元素。翻译运动迅速发展。翻译作品和改写本，成为奥斯曼土耳其人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新文学运动在翻译和改编西方著作的同时，还借鉴、模仿西方的戏剧和小说等文学体裁，开创了非常不同于奥斯曼古典文学的新文学。易卜拉欣·希纳西、齐亚帕夏（ZiyaPaşa）和纳末克·凯末尔（NamıkKemal）是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当然，新文学运动不只是文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是西方思想在奥斯曼帝国得以传播的主要载体，其背后隐含着奥斯曼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借助于新文学运动，西方启蒙思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大大加速了。

1865年，在纳末克·凯末尔等人的领导下，青年奥斯曼协会成立了。它的成员就是青年奥斯曼人。他们是受到19世纪30年代“青年意大利党”的影响【青年意大利党的宗旨是发动革命起义，推翻奥地利封建主的统治，把意大利联合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青年运动是近现代历史的一个世界性普遍现象。青年运动，是来自近代欧洲的，传播到了全世界。大家还记得梁启超1900年写的《少年中国说》吗？这个少年，其实就是青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青年奥斯曼协会的参加者多是作家、记者、军官、学生，因其自称新奥斯曼人，故该组织称为新奥斯曼党（或协会）。他们大多受过欧洲教育，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主张实行政治改革，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土耳其的改革立宪运动。他们政治影响的顶峰是1876年时制定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后来由于哈米德二世恢复专制，该党瓦解。

齐亚帕夏和纳末克·凯末尔是青年奥斯曼人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新式文学为载体宣传西方思想，表达政治主张。齐亚帕夏在其作品《梦》（Rüya）中，表达了其反对苏丹专制，要求立宪的政治主张。

纳末克·凯末尔影响更大，他的作品和诗篇不仅仅对当时的人而且对下一代人都有着重要影响，包括后来的国父凯末尔。纳末克·凯末尔深受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他通过发表评论、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将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祖国”以及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传播给奥斯曼民众。他一方面是一个奥斯曼主义者，另一方面，纳末克·凯末尔也是第一个将人权与立宪制度结合起来加以阐释的土耳其知识分子。

纳末克·凯末尔的《祖国或斯里垂亚》（Vatanyahut Silistre）取材于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讲述了奥斯曼人保卫土耳其堡垒斯里垂亚的故事。该剧本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呼吁奥斯曼人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抵抗敌人的进攻。观众为该剧描绘的理念所激动，也即人民自主决定自己的国家。上演期间，人们自发地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几乎每次演出结束后都会涌上街道。

青年奥斯曼人还批评坦齐麦特改革，说它只是肤浅的西方化。他们要求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引入代议制。他们既是奥斯曼主义者，又是现代主义这和自由主义者。青年奥斯曼人在爱国主义的意义上支持奥斯曼主义的理念，并以其作为确保奥斯曼国家存续的手段。

他们还是具有调和主义色彩的现代主义者，认为在西方科学与伊斯兰价值之间可以达到和谐一致，他们一方面接纳了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利用本民族的传统来阐发这些现代思想，例如：纳末克·凯末尔引证伊斯兰教的效忠宣誓（biat）仪式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类似。在宣誓效忠仪式上，民众认可苏丹的权威；反过来，人们认为同苏丹达成协定，即他承诺避免对民众进行镇压，公正地处理与人民的关系。因此，当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们就有权利进行反抗。政治权利和议会制被理解为类似《古兰经》中的协商（meşveret）命令，即要求信徒遇事要“协商”。所以，你看，他明显就是一个托古改制的路子。当然，他们不是像苏丹那样想要一个集权统治下的现代国家，而是一个采纳西式政治制度的现代国家。

我把青年奥斯曼人界定为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也是大转型时代的新知识分子，对旧社会、旧传统有深入了解，对西学和新知也有了初步的认知，新与旧在他们思想中碰撞与化合，加上他们的家国情怀，从而在这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作品与伟大的思想，在中国的晚清时代，尤其是洋务运动以来，也有过一个类似的历史阶段，出现了郭嵩焘、容闳、曾纪泽、郑观应、王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近代知识精英。郭嵩焘曾说：“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意思是说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小说《孽海花》中就说：“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两个国家所经历的时间虽然有先后，但旨向大体一样。

好了，这一讲我们从世俗教育发展、文化启蒙的角度，关注了19世纪后期出现的奥斯曼新兴知识分子，即青年奥斯曼人。他们代表了更了解西方、且与强苏丹传统不一致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倾向。可以说，青年奥斯曼人是懂得洋务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的自由主义和立宪主张，实际上是代表了奥斯曼帝国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青年奥斯曼人也是坦齐麦特的产物。下一讲，我们接着说青年奥斯曼人之后的另一个青年运动，即青年土耳其。

喜马拉雅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