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安德烈的信(对玫瑰花的反叛)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来的青年说，“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植中国的竹子，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教训你说蟋蟀和工蚁的故事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不想这么说，安德烈。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

   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轻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能，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

    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可是你18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