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棺材

天河像一条带子，正南正北的悬在天上。北京的人说：“牛郎在河东，织女在河西，今年七月见一面，再等来年七月七。”

七月七过去了，正南正北的天河改了方向。北京的人又说：“天河掉角了！天河掉角，棉裤棉袄。”这就是说，天快凉了。

接着是七月十五，是鬼节，家家都要“供包袱”。“供包袱”是到纸店买金银箔，叠成小元 宝，搭配上一团一团的“烧纸”，装在方纸袋里。纸袋是特制的，上面用木刻版印上花样，由活人写上死人的名字，放在家门口，就烧起来了。烧的时候，要额外留出两张“烧纸”单独烧，作为邮费。就这样的，活人就把钞票火汇给死人了。

七月十五伺候过了鬼，八月十五就伺候人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要蒸“团圆饼”。饼有五分厚，有六七层，用的材料包括葡萄干、桂圆、瓜子、玫瑰、木樨、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桃仁、杏仁、面粉，一个蒸笼只蒸一个。过了中秋夜，第二天就切开了，家里有多少人，就切多少块，表示团圆。所以，“团圆饼”人人有份，不吃就表示不团圆。

每一年的中秋，就在北京这样轮回着。时间年复一年的在前进、风俗周而复始的在重演。团圆、团圆、大团圆，多少中国人民在风霜里、在烽火下、在骨肉离散中，为这一梦想揉进了辛酸与涕泪。直到团圆化成多少块，像“团圆饼”化成多少块，一切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除了辛酸、除了涕泪，一切都归于乌有，只除了一具棺材。

把棺材上漆，是北京人的一件大事，愈好的棺材愈要上漆，甚至年年上漆，没漆的棺材是穷人的。中国人讲究养生送死，送死比养生更考究，北京城的送死比其他城更考究。北京城的送死特色是“杠房”，杠是不同粗细的圆木，交叠起来，由“杠夫”抬起，上面放着棺材。杠的数目有“四十八杠”、有“六十四杠”，愈多愈神气、愈多愈稳。稳得上面可放上满满的一碗水，不论怎么抬杠，保证水不洒出来。不洒的原因是杠夫走路不用膝盖，腿永远是直挺挺的，像僵尸一般。指挥他们的人叫“打香尺的”。“打香尺的”像赶一堆僵尸，不说一句话，只凭敲打一根一尺长、两寸宽的红木尺来发号施令，不论上下快慢、转弯抹角、换人换肩，都以敲打为记。北京城送死的另一特色是“一撮毛”。“一撮毛”是职业性撒纸钱的，他在腰间扎了条白带子，陪同丧家穿孝，以示敬重。出殡时候，每经十字路口或机关庙宇，就由“一撮毛”出面，把几十张碗口大小中有方孔的白色冥钞往天空撒去，撒上天的时候，一定要一条白练式的上去，高达九、十丈，然后像一群白鸽般的飘下来。使路人侧目，然后鼓掌叫好。

这些特色，都表示了北京的人对送死的郑重，活人对死人的事，是含糊不得的。

那是八月十六，中秋过后第一天的子夜，一个健壮的黑衣人谨慎的走向北京西四甘石桥，走近下牌楼的草地，向一根木柱子跑去。他一边跑着，一边自背上解下大麻袋，在月光下，把木柱下的一具死尸装进袋里。他匆匆在四周草地上检查了一下，又随手捡起许多零星东西，一并装进，然后扎紧袋口，背起来跑了。

他跑过了一条街，回头看着，见到四边无人，就匆匆转入小巷，在小巷里穿梭前进着。清早三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脱出北京的内城。

北京的内城有九个门，俗称“里九”，外城套在内城南边，有七个门，俗称“外七”。内城外城之间的三个门是中央的正阳门（丽正门）、东边的崇文门（文明门）和西边的宣武门（顺承门）。黑衣人背着麻袋，付了贿赂，脱出了宣武门，就朝左边的胡同里走去。他一转再转，转入 一条死胡同。死胡同中有一间空屋，屋前有个小院子，有两个人等着他，地下一口棺材，棺材 盖是打开的。两人看他来了，帮他接过了麻袋，解开麻袋，把死尸装进棺材。黑衣人把麻袋中的零星东西仔细清出来，一并装进棺材里。他掏出腰间的毛巾，为死尸的脸清理着。

那张脸已被刀割得血肉模糊，但是轮廓还在，那是一张威武而庄严的脸，在月光下，神情凄楚地呈现在黑衣人面前。死尸全身是赤裸的，全身都被刀割得没有完肤，四肢也全断了——他是被“凌迟”处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