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话】初版序引

    一九七七年冬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陈邦炎先生来访问，寒暄几句之后，他就开门见山，说是来为出版社组稿的。他希望我编一本古典文学方面的书稿给他们的出版社印行。我感到很抱歉，无法报答他的好意。从一九五七年起始的二十年间，我虽然还能偷闲看了不少书，也积有不少札记，但因为内容庞杂，要尽快编一本稍稍像样的书，还不可能。不过一九七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龙蛇起蛰的年头，我一方面是有点不甘寂寞，另一方面，看见许多久已不知下落的老朋友都已有文章见于报刊，我也未免见猎心喜。因此决心活动活动笔杆子，写那么一二本小书出来，在社会主义文化复兴的大事业中充当一个小卒子。当时我就向陈邦炎先生建议，用一年时间写一本关于唐诗欣赏的书。陈邦炎先生赞同我的建议，希望我能在一年内交稿。他回去后，就把我的计划作为一九七九年的出版选题。
    我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写第一篇。按当初的设想，仅仅是选讲几十首唐诗，使它们能代表整个唐代三百年的诗风。我想一共写六十篇，每篇讲一首或几首诗，介绍一位或几位诗人，用串讲的方法，把我对这些诗或诗人的了解讲解一番。我当了四十年的语言文学教师，课堂讲解是我的老本行。我不会写研究文章，我能写的文章，人家读起来也还像是课堂教学用的讲稿。因此，我把书名定为《唐诗串讲》，表示我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我打算每个月写五篇，到一九七八年底，准可完成任务。
    但是，我一鼓作气地写了几个月，信心慢慢地出现了裂纹。原来这本书并不容易写，至少不像我最初设想的那么容易。我把这本书的读者假定具有文科大学生的文化水平。在讲解每一首诗的时候，我碰上许多诗以外的事情，估计我的读者恐怕未必了解，我以为应当顺便讲一讲，于是我离开讲诗而去跑野马。我要讲一个典故的意义，讲一首诗所反映的时代、政治背景和社会风俗，或要讲一种诗体的源流，就必须在讲一首诗之前，或同时，还得讲关于诗的文学史、文学概论和有关的文学基础知识。
    过去我自己读唐诗，是以我自己的语文水平为基础，凭我的直觉去理解的。我从来没有发现我的理解和别人的理解，会有很大的距离。现在要凭我的理解写成一本书，就有必要看看别人的理解。因此，我搜集了许多唐诗的注本来，也参看了许多关于唐诗的论文和诗话。谁知不看犹可，一看却常常会大吃一惊。原来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从宋、元、明、清以来，就有许多距离极远的理解。不但是诗意的体会，各自不同，甚至对文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样，我对自己向来以为没问题的理解，也未免有些动摇。怎么办呢？为了要核实情况，从语言文字中求得正确的含义，我又不得不先做些校勘、考证的工作。这样，我的野马又跑进史学的园林里去了。
    信心有了裂纹，胆就怯了。写作的速度也因此而缓慢下来。到一九七九年十月，才写成六十篇。但是只讲到刘禹锡的诗，还有许多中唐诗人没有讲到，晚唐诗更是还远呢。看来这六十篇也还编不成书。于是把成稿搁置在架上，打算一边续写，一边修改，把内容扩大为一百篇。
    一九八O年到一九八二年，这三年是我极为忙碌的年头。不过现在回忆起来，也不知道究竟忙些什么。这部稿子依然搁在架上，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它几乎已等于废品。只有在几个刊物来要稿的时候，曾抄出几篇去发表过。一九八三年初，正想挤出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想不到从三月中旬起患了一场大病。我在医院中住了十八个月，于一九八四年九月病愈出院。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出这六十篇旧稿从头再看了一遍。看后的结果是放弃了修改的意图，下决心继续写下去。这回不想用串讲的方法了，我改用漫话的方法，可以比较自由活泼地和读者漫谈唐诗，因而把书名改为《唐诗百话》。从一九八四年十月起，到一九八五年六月，总算凑满了一百篇。今天把笔写自叙，回顾这部书稿，经历了八年之久，终于还能完成，自己也料想不到。
    我把这部书稿的写作经过向读者汇报，是希望读者原谅我前半部和后半部的写法不同。距离虽然不太大，但后半部写得似乎较为活泼，而前半部却是讲义。我希望，连同本书其他方面的缺点，读者能不吝指教。

                                                                                    施蛰存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