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是小院的元老,仿佛与生俱来就住在小院一般。这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湖南人,只身一人从老家来到云南,靠着修眼镜、雨伞和水笔过日子,顺便还卖一点湖南制造的毛笔和安徽的徽墨。
他所在的小店名义上是公私合营,实际上基本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白天守在店里,替人修水笔、雨伞,配眼镜,晚上就在家中,磨制镜片和笔尖。偶然有空到街上走走,就倒腾点黑市粮票、布票什么的。在整个小院中,由于他的头脑灵活,胆子也大,人縁又好,做点什么出格的事也没人告发,所以他的日子在小院中算是比较好过的。看着他一个人整天忙来忙去,院子里的人开玩笑说:“老邓,你成天辛辛苦苦赚些钱来干什么?一个人花得掉吗”?别看老邓平时笑眯眯的,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但这句话确实捅在他的心窝子上,由不得他不认真对待。但是,小院里的女人都是有夫之妇,未婚女子是稀缺资源,他只好四处托人,向外面求婚。后经人介绍,在离小城200多公里的一个县城的小山村里找了一个女人成了家。那女人本来模样一般,但因皮肤较白,俗话说:“一白遮九丑”,所以还有些姿色。之所以成了为当地不容的大龄青年,主要是因为成份不好,其父被定为地主。解放以来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都过去了,偏偏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没有躲得掉,竟然被活活打死。当地人对这样的人家噤若寒蝉,避之犹恐不及,所以她的婚事就拖了下来。
现在这两个人的姻缘被时代这条特殊的红线拴在了一起,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想都无法想象,但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就是真的发生在我们眼前。他们就像原始森林里两只性别不同的同类野兽一样,小心翼翼地观察对方,伸出鼻子嗅嗅气味,再试探险一下对方反应,把各种危险因素排除之后,两个人就自自然然地过起日子来了。
一年以后,老邓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以后的日子里,老邓又生了两个儿子,本来还想要个女儿,但生儿子生怕了,担心第四胎还是一个男性,才罢手不再生育。
按说老邓家业已经后继有人,心事应该已了,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句话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家最痛苦之事就是户口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所有孩子出生后落户一律随母亲。老邓的妻子是农村户口,孩子自然不能落在城里,于是一家五口之中,只有老邓是城镇户口,其余娘儿四人都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意味着对城里人的各种配给他们都无法享受,这倒不打紧,老邓可以用钱来弥补,但没有户口最要命的问题是不允许住在城里,必须回农村去。
也许有人会问,不回去你又能把我怎样?噢!这可不能开玩笑,不听招呼的人轻则要挨批斗,重则会掉脑袋,你有这个胆量吗?他们这家人最怕的就是查户口,一看到那些臂带红袖章,带着公安警察或武装民兵神气活现地走过来,人立刻就软了,腿肚子直抽筋,哪怕人家并不是冲他而来,白血球还是被杀掉不少。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让老邓一家痛苦万分。实在查得受不了啦,在风声最紧的时候,老邓的女人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到农村去躲避,而生活的一切所需,就由老邓靠修伞、修水笔、修眼镜挣来的钱积攒一些生活物资,然后大筐大箩地挑到火车站,坐火车到县城后还要走十多公里的山路才到家。
如此辛苦的生活,老邓并不觉得受累,反而觉得生活本身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苦是他心甘情愿受的苦,这种苦里自有他的乐趣,所以他愿意为了这个家,为他的女人和孩子受各种各样的苦。就因为他对生活的态度是这样的,所以,老邓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乐呵呵的,一付笑容永远挂在他的脸上。早上,他笑眯眯地起床去上班,晚上,他乐呵呵地回来,吃过饭后立刻到小楼上去做活,脚踏沙轮机嗡嗡地响,一直持续到十点以后。要不是怕影响邻居睡觉,他可能一直要做到深夜。辛苦六天之后,每逢礼拜天,他就挑着担子下乡去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没听过他一句抱怨的话。他的女人和孩子,即使被迫住在农村,也是小院里最幸福的人。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蜜蜂群里的工蜂,一辈子辛辛苦苦,劳累忙碌,为自己和家人营造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小窝,然后用不懈的努力和勤奋来维持这个小窝,并让这个小窝的生活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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