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弩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
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
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
“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
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
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
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
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
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动的血,在他的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首长”一下就明白了“竖子不可救”的忤逆。“那么你承认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散布过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领导可以调审……如果非要说我说了,我也没办法。”
胡秉宸听见“首长”用手指弹了弹手里的一张纸,还有“嗖”的一声从指间刮过来的那一窄条阴风。随即他被告知开除了党籍,其因是违抗“中央”的指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敌我矛盾。“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你个人还有什么意见?”他直直地站在“首长”面前,说:“对组织的这一决定,我保留意见。我不承认我是反动分子,也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说完,他心里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横下心来考虑,如何度过根本看不到头的“反革命”生涯,或准备身首两地。
可想而知,在那个回合里也不曾腿软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样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说道:“你这股浑劲儿、固执、暴戾、无知,完全源自你的父亲,属于一种遗传基因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了。你母亲一生就这样地活在你父亲的阴影下,你以为我也会这样生活在你的阴影下?”
白帆当即把带去的小菜、羹汤摔了一地,铝制饭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识时务地旋转着,如没有铆足劲的手摇老唱机,又逢一个老式胶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哑变调的哀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伸出十指抠着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这喊叫在病房外无生气的走廊里游走回荡,沉闷的内科病房陡然变做生动的精神病房,医生护士更觉此人暴戾,还说难怪她一进病房,胡秉宸的心电图就不规则地波动。
任凭风吹浪打,胡秉宸也没有睁开眼睛。
白帆眼瞅那双合着的眼睑倏忽之间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层平,也就是说,她眼瞅着胡秉宸在她面前,瞬间筑起了一道比铜墙铁壁更难以攻克的屏障。而她只能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那工程的实施,无论怎样也不能阻挡大势已去的局面了。
锥心的绝望让她又狂号出一句极不理智的话:“我就是要气死你!——”
在她如此败坠深渊的时刻,吴为却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到医院来和胡秉宸幽会,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么?
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肠寸断的吴为,与癫狂失态的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如一个精心设计的对比,居心是何等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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