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史论》：何炳棣先生扛鼎之作，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相得益彰

揭秘残酷的科举制度，洞察明清时代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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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会史论》主题：科举是如何主宰明清时期的社会流动的

古代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非常扁平，笼统得说，社会只分为两类人，能做官的士，和做不了官的民。所以古人想要逆袭，就只能去当官。做不了官，或者拿不到做官的身份，就不能算身份有所跃升。

案例：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当时，也不是靠他的科学成就来提升社会地位的。徐光启在数学、农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兴趣，源于他父亲的影响，可是这些兴趣，对徐家维持社会地位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徐光启出生时，徐家已经家道中落，年轻时又因家中被抢劫，沦为贫困人口，所以徐光启的前半生，都是靠边种地边教书维持清贫的生活。直到42岁那年考上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职，他才真正走入上流社会，进而依靠上流社会的身份，将他的科学兴趣兑了现，名留青史。

一、科举的诞生和演变：

1、科举出现的思想背景：

周王朝衰落，贵族世袭制瓦解：贵族后代可以世袭罔替，面对封建制度解体的危机，以儒家、法家和墨家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维护社会长久稳定的理想出发，都主张打破以血统论高下的僵化体制，提出以才能为新的标准为统治阶级选拔成员。

儒家理念的胜出：

四民社会：儒家强化了人的社会地位应该由才能决定的观念，提出的“劳心”比“劳力”优越的主张，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何在“四民社会”的构想中，士人超越农、工、商，被排在首位，因为它是四个阶层中唯一一个劳心的阶层。

有教无类：只有儒家贡献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主张，孔子认为许多有天赋的平民，由于没有机会受教育，而丧失了成为人才的可能，这对于统治阶级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是不利的，因此他向所有人敞开了受教育，进入社会流动的机会。孟子又将这个主张延伸，认为国家应设立各种程度的学校，来实现教育人民的目的。在儒家教育主张的影响下，人才的选拔也就确立了相当程度的开放性，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科举出现之前儒家的尝试：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这两个选拔制度，运行了两三百年就不得不废止了。

两种制度的局限明显：对被选拔人的家世身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在推行过程中，会渐渐失去公正性，最后彻底被世家大族垄断，不能实现完全的社会开放。

2、科举诞生和实践：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用分科学习、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

科举成熟两步走：

进士科独大：唐宋时期，科举在科目和应试内容上逐渐定型。科举在创立之初设立了很多的考试科目，目的是选拔出不同专业的人才，他们可能擅于处理法律事务，也可能是书法和算术很突出，再有可能就是熟悉儒家的经典。然而从唐代后期开始，科举中的一个分科，考察思辨能力的进士科，地位逐渐上升，成为最重要的一科。到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干脆废除了其他科目，只保留进士科一科。这样我们今天熟悉的科举，算是出现了。进士科对考生的要求，不仅是熟读儒家经典，还要能灵活运用儒家智慧，解决国家行政中的实际问题。因此，科举制度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也就将人才的定义变得狭窄又精准了。

糊名法和誊录制：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科举在制度层面变得更加公正。唐朝武则天时期，为了防止考官与考生串通作弊，发明了糊名法，宋代则全面执行了这种办法。糊名法，就是将考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用纸糊起来。今天来看，糊名已经成为考试中很平常的一项制度，但在当时，可以说相当伟大了。糊名法之后，还是有个问题，看不到名字，但是考官依然可能认得你的字，那怎么办，为了弥补它的漏洞，宋代科举又推行誊录制，考生的答卷由誊录官重新誊抄，校对官核对无误后，再将没有特征的复制品送达阅卷官面前。可以说，科举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两个做法很关键，因为它们能最大程度地维持选人的公平和公正性。

3、科举的模式：层级考选制度

选拔机制：明清时期，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其中，乡试在身份的流动上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乡试中获得名次的，就是举人，就是老爷大人了，有了做官的资格，在地方上就有头有面了。

至于会试和殿试，则更高级，同属于国家级的考试。举人通过会试后，获得进士的功名，这是科举中能取得的最高级别的功名。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的性质和院试、乡试和会试都不同，因为殿试不设淘汰，只为给会试取中之人定一个名次。殿试考试的前三名分别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的功名仍旧是进士。

特点：由于选拔的对象，都是治理国家的官员，为了严格控制官僚体系的规模，明清政府不仅把录取率压得很低，还规定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

二、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指挥棒：

1、科举是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

科举功名直接对接国家的官僚体系，而当官之后，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官阶与功名的对应：上层官员，指的是一至三品的中央和各省大员；中层官员，指的是四至七品的中央和地方机构要员；下层官员，指的是八至九品的地方官吏。明清科举制度规定，获得举人功名就可以被授予下层官职，获得进士功名则会自动成为中层官员的一份子。

足够开放：给出身贫寒的人留有机会

定义 “出身贫寒”：本书的作者何炳棣认为，祖宗三代没有出现过一个生员的家庭，叫A类家庭；祖宗三代产生过一个或多个生员、但再无更高功名的家庭，叫B类家庭，这两类家庭，大致可以认为是贫寒的。

明清时期，对于出身贫寒的人来说，科举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所以他们会前赴后继地投身于这项事业，而且这个制度确实也没辜负他们的期望，据作者统计，通过进士功名进入仕途的官员中，出身于贫寒家庭的比例，在明朝前期占到一半以上，最高时甚至达到84%。明中期后，这个数据有所下降，一直到清朝中期，平均维持在30%到40%之间。

成为社会追捧的价值观：

兴办学校：在科举的刺激下，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政府设立的官学数量，在明前期就迅速扩张到1200多所。在官学的带动下，地方社学、义学和私立书院也获得极大的发展。明朝时期，某些文化发达的省份建立的私人学校就已超过1000所。

社会资源流向科举：首先，政府建立起一套全国性的补贴制度，为在官学学习的生员提供必要的食宿，确保他们专注于参加科举考试，名次靠前的人还可以拿得更多。接下来，各地官府、组织和宗族，也都在努力为赴考的考生提供路费和食宿的支持。明中期后，各地更是兴起一股风气，在京城建立会馆，专门接待本地赴京参加会试的举子。

2、在科举方面努力不够，社会地位会下降：

贵族制实际被取消： 爵位减等

明清时期的爵位，通常都只是身份的象征，是没有实权的闲职，而且爵位世袭制规定，贵族的后代在继承爵位时等级要递减，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亲王变郡王，郡王变将军，如果没有功勋，最后会彻底变成平民。

官员荫叙难：富贵不传代

高级文官的后人，可以不经考试，直接由皇帝恩赐一个官职，这个制度叫文官荫叙制度，就是说看你祖上的履历功绩，赏赐后人一定的官职。明清时期，只有三品及以上文官的直接继承人，才有机会通过恩荫的途径进入仕途，而且官位等级要降低四个品级，比如一品文官的长子，只能出任五品官。而且通常这种特权只延伸到第二代为止，家族是无法在这项特权中长久受益的。

科举的独木桥：要想不让自己的阶层下沉，最保险的方式就是读书考试。所以对于读书世家，科举绝对是一条时刻抽打人的鞭子。稍有懈怠，就算是书香门第，也可能万劫不复，一些官宦家族的后代，往往注重享受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消磨了在科举事业上的进取心，一方面也大量消耗了家族的财富。通过科举完成向上流动的第一代，通常都是勤勉节俭的，然而从此后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起，家族青年就会开始追求奢侈的嗜好或沉迷于享乐，从而无法保持科举上的成功。

案例：山东新城的王氏家族

王氏家族以佃农起家，经过三代的努力，到第四代王重光，他在嘉靖年间考上进士后，王家的境遇发生了关键的变化。王重光深深地明白科举的重要性，因此王重光家庭教育的中心，就是鼓励子孙在科举上树立雄心壮志，教他们如何更高效地读书，如何写应考的时文更有利于被取中。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王家第五代，产生了三名进士一名举人，官也越做越大。王家家风很严，家中的男性青年，都必须在家专心准备科举考试，不得把精力浪费在其他事情上。

到第六代时，王氏家族迎来科举成功的鼎盛，这一代一共产生九名进士、一名举人和三名在北京的国子监上学的学生。但是王家也是从第六代开始，显露出衰败的隐忧。随着家族地位的迅速上升，第六代中开始有人因享受安逸而放弃科举。此后，家族科举成功的数量和质量都严重下降。王家的声望，最初表现在书法、绘画、诗文等方面的造诣。这就牵扯到王家第八代中最著名的人物，王士禛，王士禛生活在康熙年间，他就很排斥科举考试，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了文学创作，和收藏珍贵的古籍、艺术品上边。结果王士禛之后，王家就迅速衰落，被人遗忘。到了晚清，王家的后人已经相当贫困，不得不把王士禛留下的藏书、古玩字画变卖殆尽。

望族的失落：整个明清时期，出身名门望族的进士，平均只占进士总数的5.7%，也就是说，名门望族的后代绝大多数都失去了科举上的优势。由此出现了明清时代，名门望族普遍向下流动的情况，使得整个社会存在着悲观的情绪，感叹“富不过三代”。

三、明清时代科举的举措和最终衰落

1、定额制度：弥补宋以后汉文化核心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南北榜案：明朝初年，各省之间因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省份之间进士的录取率相差很大。这一矛盾，在明朝洪武十三年的会试中集中爆发。这次会试录取的进士中，由于南方人占据绝对优势，引发了了北方省份举子们的不满。

结果，为了安抚北方人的情绪，朱元璋不惜以舞弊的罪名，斩杀了考官和排在前头的南方进士，宣布重考。这一事件后，朱元璋制定了一个粗略的定额制度，以地区来确定进士录取名额，南方占60%，北方占40%。

分省定额制：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又改地区定额为以省定额，尽量压缩东南地区文化先进省份的进士名额，从而照顾其他落后省份举子的利益，让他们也有机会在整个国家体系内实现流动。

2、科举衰落：

人口膨胀机会摊薄：在明清时代，尤其是从清代康乾盛世开始，人口急剧膨胀，科举的压力陡然增加，科举录取率的增长远远不及人口的增长率，既然科举是当时社会流动的指挥棒，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流动率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失意文人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上升途径多元：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开捐纳之门，有钱人为政府输送军饷，换取未来出任官员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家因为动乱，财政吃紧，所以鼓励有钱人花钱买官，以至于当时即便是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如果不捐纳一定数目的钱财，也没有当官的机会，财富逐渐超越科举，成为决定人们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结果：科举在乱局中失去了优越性，对出身贫寒的下层人士，社会表现出越来越不友好的一面。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科举对出身贫寒的人来说，渐渐失去了吸引力，经过统计，当时来自寒门的进士，从原先的百分之三四十已经降到10%左右。科举作为社会晋升的指挥棒的作用大为削弱。

由于整体的发展停滞不前，农业经济被巨大的人口体量吞噬，中国实际上出现了社会整体向下流动的趋势，这是科举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因此，在深刻的社会危机下，科举不可避免地被西方新式教育所取代。到了1905年，清政府在全面社会改革的局面下，为了消除科举制度巨大惯性的影响，宣布停废科举，中国社会对于新式教育，还有社会流动的构想和实施，由此转入了全新的局面。

解读 | 董晓君，图书编辑，撰稿人

播音 | 张煜

策划编辑 | 袁博

音频编辑 | 陈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