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们仨》1 | 原著精华：它讲述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本集文稿 

《我们仨》

作者：杨绛

1935年7月，钟书不到25岁,我24岁差几天，我们结了婚并且一起到英国牛津求学。钟书初到牛津，一个人出门，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满脸带血地回来了，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帮我们找到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因为牛津的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我不忍跟父母要钱，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在学校里，我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泡在图书馆里读书。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数是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而钟书和我一样，把放假的时间都投入在读书上。而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想看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

读书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到了开学期间，我们稍多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

钟书在上学期间只穿过一次礼服，还是因为要参加圣乔治大饭店赴宴。宴会的主人曾经出版过一本《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钟书写了序文。他们得知钟书在牛津，特地从巴黎赶过来，请我们吃晚饭。

在老金家居住时，开始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给他，但是我总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再加上钟书好客，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我想着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这样膳宿都能大大改善。钟书却劝我不要多事，他说我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

我也试过按照报纸上的广告去找房子，可惜都在远在郊外。在一次我和钟书去散步的时候，发现一家合适的房子。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虽然租金比住在老金家贵，但最少浴室厕所不会公用。

之后，我们在暑假也去巴黎游玩一翻，等到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我在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的五月十八日进了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有护士看我生产时明明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好奇地问了一声：“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

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女儿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但是钱健汝这个名字太拗口了，我们就给女儿起了个小名叫圆圆。

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就随我们从牛津乘火车到伦敦，去了巴黎，而钟书也会在这里读书。在巴黎时，我会把圆圆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钟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她看到我们看书，有时候也会来抢我们的书。

等到了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急着要回国，但是当时船票很难买，最后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了国。

我们去牛津留学那会坐的是二等舱，伙食非常好，而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

钟书已经被约了去清华教书，所以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就这样看着她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船到上海，我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 圆圆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无锡话。

钟书去报道后，也曾回上海看过父母，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没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回昆明去。在上海，我由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同时在母校振华女中在上海重建的学校当老师。我常常是一早出门，饭后又出门，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

圆圆在上海时很受人喜爱，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不过圆圆小时候身体就不怎么好过，1938年她回到上海的冬天出过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后肠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只要我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

钟书在联大教书不到一年，有天突然回来，满面愁容，说是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可以侍奉父亲。我不想钟书就放弃清华的工作，但是因为各种意外，钟书还是选择了去蓝田当英文系主任。

钟书在去蓝田的假期中，每天都跟圆圆虽然一起玩，“猫鼠共跳踉”的游戏。圆圆那会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当时圆圆特别羡慕表姐的女儿每天都在读《看图识字》，我索性也为她买了两册让她读。

1940年秋，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

在上海的那些年，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

1941年，钟书回到上海，给圆圆带来了一个外国橘子。圆圆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晚饭时，父女俩对话。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把妈妈退居第二了。自从爸爸回来，圆圆就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去世时，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

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因为他辞去蓝田的工作，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钟书一等再等，就是没有收到清华的音讯。

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同礼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当时陈麟瑞想让钟书顶替别人来上课，钟书坚决不肯。最后钟书选择，接受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见面之后，校方立即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

抗日胜利之前，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当时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

之后的几年，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也是经常生病，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

抗战胜利后，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

到了1948年夏天，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1949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圆圆已有学名钱瑗。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

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钟书工作时总喜欢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这句话没错，也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1954年底告一段落。钟书回文研所工作。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但是当时外文组已经人满，钟书挤不进了。郑先生想让钟书研究宋词，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不过在了解了郑先生的用意后，钟书就决定好好待在文学组研究宋词，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1962年的8月14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1966年8月，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

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直到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

在之后，钟书就编辑他的《管锥篇》，而我在用心翻译《堂·吉诃德》。

1987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然后把专家拉到图书馆，拿出资料给他看，最后让专家信服了。

1990年，钟书的《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