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2 马勇 | 都是铁路惹的祸！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就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处朝廷给予积极的回应，答应提前开国会。按照新的开国会的计划，大概预计就在1911年的5月份就可以宣布责任政府。

所以我们去讨论晚清的宪政改革，其实说到底就这么两大块，一个就是正式的、选举的国会系统；一个就是责任的政府，就从皇帝的权力分出来一个议政的机构。另外呢，让政府有力量、责任可以追溯。其实就这两个东西。因为这议会选举需要准备国民的知识结构，特别中国原来是一个精英政治，老百姓——选举人，不认识字。

我们看晚清宪政改革的日程表，它里边就规定每年识字率的增加，好多人阅读这个史料都讲，这整个都是作假，怎么能提高识字率那么快？我在后来去分析史料时候讲——识字率它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不是说这个人要达到高中毕业，要记住1500个字，3000个字，不是这个意思，它实质就表明什么？你首先你要认识这个被选举人，你要认得这几个字是谁，之后你得能写出你自己的名字。它识字率是讲的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讲到“科举制”那一集，我们讲的就是中国古典状态是一个精英知识机构，它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识字啊。我们中国的古代为什么使用文言呢？为什么知识人显得地位很高呢，在古代中国？因为那个东西很难。孔子说话，司马迁说话和我们一样，没有任何这种“之乎者也”。但是只要落实到文字上，就搞不懂了。中国自古以来文和言是分开的。知识人能够傲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仅跟你一样说话，我还能写文言的文字出来，这才是中国过去这种精英政治，才是知识获得尊重的一个道理。但是等到宪政架构下，你说连宪政准备当中，连国民识字率都不能达到，那你这个宪政肯定是不合格的。 

当然我们历史上后来也有过，我们在延安时期，我们的民主宪政，当时是说黄豆和黑豆来投票。同意的黄豆，反对的黑豆，这也是一种办法。但它表明，在知识储备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宪政其实是有问题的。

国会请愿运动，朝廷给一个正面的回应之后，国内就平息下来了。这是1910年，转过来就是1911年。我们知道1911年3月份有一个黄花岗起义，3月29号黄花岗起义，就是孙中山革命党最后一次起义。那么这次起义在过去很多历史表述当中讲的是革命高潮，我讲，其实是革命的最后结束，是孙中山对革命之母——华侨们的一个正式的回报。因为立宪已经在日程表当中，5月份就要宣布责任内阁。总体来讲，这就是说革命到这已经达到一种绝望的状态。因为宪政的日程表全部排出来。到了5月8号，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就公布了。

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公布，应该说标志着中国的政治进步非常大。随着责任内阁名单的公布，从1901年新政开始以来争论的问题；再往前推，甚至从1894年以来很多争论的政治问题，都迎刃而解。1894年开始甲午战争的时候，就开始有人提军机处不行。军机处我们知道是雍正皇帝建立的一个军事组织。当时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打的不好？军机处这个机构有问题，要废军机处。恭亲王在1890年代的甲午战争的时候讲“废我军机，夺我大清”，这种主意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废军机你就夺我大清。他认为军机处，它是一个在维护大清帝国的整体力量，是个很重要的机构。还有后来的好多改革当中，慈禧太后说“五不议”[①]当中就是军机处不议，那就接续恭亲王的军机处不能讨论。但是实际上你看等到责任内阁宣布之后，军机处不废而废。

军机大臣就直接移到了新的责任内阁当中来当大臣。而且责任内阁它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是什么？责任内阁是建立十个部，十个部就十个部长——民政部、外交部、司法部……十个部长。那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什么？就是过去的满汉双轨制。满汉双轨制是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就建立一个架构，每一个部满大臣+汉大臣，满大臣管政治正确，汉大臣管技术、管业务。这样可以看到什么？一个是它的权力不能够合一；另外它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一个部，两个人，那就在扯皮。当然对他的领导来讲，扯皮就是监督嘛！

它实际上在权力制衡上面，满汉双轨，它有它的道理，但是它确实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这一次在改革当中，在责任政府宣布的同时，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应该说，在第一届责任政府的宣布时候，中国的政治真的是进步非常大，往前走了一大步。

但是当然这件事情就在名单上有个大麻烦。总共是十个部，再加上一个内阁总理大臣，再加上两个协理大臣（就副总理），就总共13个人。13个人，把军机处的平移过来，我觉得这件很好的事情，就多年来想改革的事情就不期然在这就改了，一个很好的事情，结果从名单的身份一看，出了大问题了。

13个人当中，9个是来自于皇族、满洲贵族，来自于汉人和平民的只有4个人[②]。它这一下导致一个麻烦是什么？就在这次改革当中，我觉得是个重大进步的改革，结果汉大臣觉得是一个重大的吃亏了嘛。就等于满人你把权力你集中到你们那去了。因为满汉的分裂、满汉的矛盾，到了晚清时候越来越厉害，和曾国藩、李鸿章时代还没法比。因为新政开始之后，慈禧太后确实是对满洲贵族当中年轻一代有所扶持，有所刻意地提升。 

这样使满汉之间的冲突，在行政改革之后反而在加剧。九个满大臣和皇族的这样一种结局，就引起了相当不满。汉大臣和汉人知识分子就觉得，你这个满州人你们太过分了。你们这样一种小家子气，就趁着改革之后把守权。这是当时普遍性的舆论的看法。

摄政王（载沣）对这个问题就解释，我个人觉得他的解释也不是说没有道理。载沣讲，宪政改革完成之后，没有满汉之分。当然，我们知道正式地取消满汉之分的文件，是袁世凯提出过。但是载沣在这个时候讲，他的理由是对的，就是宪政完成之后没有满汉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现在你们觉得这九个人都是满人、贵族，是因为你的内心深处有个阶级界限，我觉得这句话载沣讲的是对的。但是事实是确实你就是满洲贵族嘛！你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你不是把九个是汉人平民（选）出来呢？特别是后来等到袁世凯内阁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明白，袁世凯内阁当中满人只用了一个，是因为要去处理周边主权问题，用一个，其他都是职业、技术官僚，都是技术专家了。 

所以这样载沣的解释说句实在的话，就是说我认为是有理由，他的理据可以成立。但是事实上，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就又很缺少说服力。在这么一个状态下，新内阁的成立是解决了过去十几年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人们就觉得你这就是皇族内阁，权贵内阁。

在这种意见提上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庆亲王还是比较（有）计较的，庆亲王就给载沣打个报告，说这个建议其实也很重要，我们清帝国传统就是皇族不介入政治，我现在弄个内阁总理大臣，总觉得不太合适。庆亲王一次再次三次（提出辞职）。但是载沣就按照那个原则，他们讲皇族，那是因为他心中有这个界限，我们没有。这事就不了了之。当然这个时候就载沣坚持这个意见，其实也是后来责任推到他那去很重要的一个理由。这还仅仅是宪政改革之后出现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没导致的根本性的颠覆。

真正导致清廷政治根本性颠覆的，是新政府成立之后颁布的第一号新的经济政策。这个新的经济政策就是宣布全国的铁路干线实行国有化。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清帝国最后的垮，就是一个铁路干线国有。但是我们也必须如实地讲，这件政策的它的正当性可能还是很值得去注意的，因为这个政策尽管是新政府成立之后宣布的第一号政策，但它可不是就从昨天新政府成立之后，他们讨论的。

就是清帝国已经是讨论多久了？从1906年开始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是铁路建设的初期，中国的铁路建设真正启动就是1895年之后，大规模的外国资本进入，才使中国的铁路建设进入一个整体性的开始期。南北两大干线和东西的连接线，都是因为外国资本进入，在1895年开始建设。那么中国铁路由于它的投资量很大，技术性设施，中国的民族资本没这个力量。在1895到1903年，民族资本并没有去介入。民族资本没介入呢，民族资本就观察着外国资本的运作。外国资本我们看到运作什么呢？中国民族资本没那么多的钱，但后来发现外国资本也不是有那么多钱。那怎么办？外国资本拿出来地标，就这一个标的我拿了，他竞标竞到了，他竞到之后，他在国际金融市场去融资。 

我们看看京广铁路的建设、京沪铁路建设里面，用的是国际资本，而并不是招标的这个公司本身的自有资金。那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生，哪懂这个道理？那个时候我们企业家可能还是我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情。我们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概差不多都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干起的。没有这么一个雄心和宏大的规划。但是外国资本的示范，给中国的民族资本巨大的启发。 

到了1903年，外国资本在铁路、矿产资源的投资上，已经开始到了收获期。他们的这种巨额回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看得有点眼红，中国的民族资本在1903年就向清政府要求——哎？铁路建设这种特权，你不能只给外国人，我们也应该一起均沾。所以在1903年清政府就制定一个政策，允许中国的民族资本对铁路进行投资。当然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了。

那么这样中国民族资本进入铁路建设之后，一方面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做大，另外一方面确实使中国的铁路事业，也有一个很良性的互动。我们就大概民族资本去承建的一些线路，在1903年之后也做得很好，像浙江的，福建的，它的侨资，就是华侨的资本比较雄厚；广州广东这地方他们用这种融资的办法把民族资本整体性的这么去修路，修地也很不错的。

一方面它也能够通过基础设施去盈利。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毕竟是早期，有一个大的麻烦，就是我们本土的民族资本，一直到今天和国际资本比较，有个大的麻烦——我们玩潜规则，玩投机取巧。我们不讲国际资本都是正当的，但国际资本确实它在一个标准化规则化上做的可能好一些。 

民族资本可以通过这种黑金政治、行贿受贿的办法、回扣的办法，它解决了很多问题，留下了很多矛盾。1906年开始，清政府组织做了一个调研。一方面讲可能会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全国铁路的规划，会因为各省乱修，有的宽轨，有的窄轨，这就没法接轨，铁路就成问题。另外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个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就你要融资，最后你不修，你没法去兑现利息的，可能会出现社会风险，政治风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906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统筹全国铁路的一个文件——究竟怎么去做，大概思路就是说将来的主要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主办，不太影响全局的支线交给民间办。那民间办，你这个支线你用小轨、窄轨也没问题。所以在1906年，全国有个铁路规划，但是它的融资的风险仍然在这时候没有解决，后来就继续调研。

等到1911年的5月份，就当时是负责邮传部的盛宣怀的部下，就石长信了（盛宣怀的部下），对铁路的修筑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思路。他就再提出要把铁路干线明明白白要收归国有。收归国有怎么来办呢？用路权抵押，向外国借钱，向四国银行团借钱[③]。这个时候就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已经达到资本过剩的状态，向全球去借钱。

由于有这么一个条件，有这么一个问题的发现，再加上国际资本现在很雄厚，中国政府向外国借钱很容易，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动之后，在这样一种宪政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信誉也在提升，向外国人借钱并不是很难。所以这样呢，石长信的建议，盛宣怀的主张渐渐就成为政府的主导，而且政府认为这是清帝国改革的经济方面的一个巨大举措。说清帝国就把这些重大政策放在新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二天来宣布。

但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就是这个政策一宣布，迅速引爆全国。我们后来讲的就是说“国进民退”——就国家在侵蚀各地民族资本的利益。大家知道现在修铁路是可以赚钱了，结果你国家出面去用国际上的钱，你来修，把我们民间的筹资的钱修的路，你都收回去，收归就归你。那这个马上就引爆。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到处都在抗议，就抗议这个政策。

但是我们看到盛宣怀在的时候，其实他很坚信这个政策不错。中国稍微明白的政治家都觉得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用国际银行的钱去修是对的。但是盛宣怀讲我既然是对的，你抗议，我理你什么理？ 

而且盛宣怀采取的战略是什么呢？一对一谈判，一个省一个省的。你闹，我跟你这个地方谈，结果他很快就平息了湖南、湖北的闹事，浙江很快也安定下来，像江苏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省融资修路的已经开修了，那么这个钱就不存在问题，中央把这个路权收回来给你折算出来，中央把这钱给退回去就拉倒了。如果你没修的，你这个钱在这地方，路权我收回来，这到时候你不要修了，由中央来修，那么你的钱你退给投资人就行了，也不至于有问题。

但是就遇到了四川的这个状况。四川的钱筹到了，但是路没修，去买股票去了。买股票也可以，买股票如果这时候处在赚钱状态，那你不让修了，我们就把钱退给投资者了，也就拉倒了。

恰恰在这遇到一个最大的难处——四川不仅没修路，关键是它这上还把这钱给弄亏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其他各个省都平息了，就这个地方没法平息。究竟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当时中国有实业经验的，也有政治意识的，像张謇，就很明白。

张謇就讲，这个事情很简单，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是对的，但是这个钱你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因为你当时允许地方修路，允许融资是你中央政策，你就应该中央财政出钱，把四川的这些融资人的钱退回去，那就拉倒了嘛。盛宣怀讲，我又没错，错的是四川。而且也看到四川的铁路总公司这些人也有贪污的嫌疑，那盛宣怀更不愿意这样了。张骞讲你先买单，把老百姓平息下来，再接着处理这些人。但是盛宣怀认为我太正确了，我凭什么这么干？

20年前这事这都不太好谈。因为20年前有的辛亥革命的老人还在，都不好谈。以为辛亥革命的老人主要从保路运动开始，他们保路运动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就是国进民退，清政府的贪婪，侵害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所以这样他们就在四川策动一个叫保路运动，要保路权。他们在这里面的诉求表达是什么？就是中央政府把路权卖给外国人，把我们修筑铁路的权利，把我们正当的资本主义发展权利给剥夺了，因此他们抗议。 

他们从5月份就抗议，一直抗议到10月份，他们抗议什么呢？就是这个诉求。一开始声势很大，整个四川沸腾，但到后来越拖越疲沓。就是几百个人在总督府门口，在那表示我的存在，你不解决，我们每天总有人在抗议。那么这样呢，我们看到它他给后边的变局留下了非常大的风险。清政府认为我是正当的，我没有任何赔（钱）的理由。 

但是这一拨人讲，那我们是实际损失者，是你们号召我们融资来修路的，我们找谁赔？

那么这种僵持，谁也没有想到，我想盛宣怀后来也没想到最后会导致一个帝国的崩溃，一个帝国的解体。

大概这一集我们就讲这些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还知道哪些与盛宣怀有关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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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

[②]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邹嘉来署理）；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司法大臣：绍昌（皇族）；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皇族）。

[③]指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