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8 马勇 | 废除科举，“范进”们怎么办？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上一集我们讲新政是革命和改良的跷跷板。那么新政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到了1905年科举废除，这些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比较主流的声音基本上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后来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就参加革命，导致清帝国的结束。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革命发生和清帝国的终结，没有个逻辑关联。在中国面对西方新的冲击，也就是中国的农业文明面对工业化冲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也许他是出于好心，知道中国的财政难处，而没有痛下决心进行改革，这样在前面耽搁了很多年，致使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化。

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到了1860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只能迎上去，就进行自己的洋务运动改革。这个时候，中国没有想到像日本去建构一个完整的、新型的教育体系。没有想到的原因在哪呢？ 

1860年中国开始洋务之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新知识机构——同文馆。这一点就和日本在1860年代成立的全国普遍性的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不是在一个性质上。日本是一个现代教育的移植，它就完整地办了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到研究院，一套完整的体系性的，全国八个国立大学，这一个国立大学下边有多少个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下边有多少中等学校，中等学校下边有多少初级学校，初级学校下边有多少幼儿园——日本是完成了一个体系性的现代教育的移植。中国没有这样做。是中国领导人不知道吗？

我们看中国领导人是办了什么东西？办了一个同文馆。但是同文馆的性质什么呢？很像我们今天的新东方，仅仅是个外语教育，当然比我们现在新东方还要好一些。我们新东方进来是外语考试教育，同文馆不是考试教育，同文馆就确实在培养中国的外交人才。就中国早期的外交人才、翻译人才都是从同文馆出来的，它里边也用了大量的外国老师。这个时候，清政府在这就只办同文馆，而没有办全国整体性的大学。

那么同文馆性质接续什么呢？它接续了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精英教育。中国这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我们说到底它是个精英体制，而这个精英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又是一个政府不干预的精英体制。中国古代从殷周之际开始就，官学慢慢地就废除掉，就学术下移。到了孔子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自由讲学之风，一直蔓延到晚清。我们讲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2000年的专制主义传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有一个长时期的自由讲学传统，中国思想的发生、传播是一个相当自由的，政府不干预你的。 

但是政府管什么？政府管人才的选拔。任何一个政府体制，它不可能说我是皇上，我们家的人就把整个国家给管了，对吧？我把亲戚都分封了，这肯定不行了，那王朝也需要人才。需要人才怎么办？我们看到在最早时期，对人才的选拔和我们今天一样，靠察举。就是群众推荐了，民意测量了。

察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漫长的干部选拔，那么察举制度好不好呢？确实很好。尽管我们今天有那么多贪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察举制度也选出很多好官。中国历史上察举体制从春秋战国一直到魏晋，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时候秦之前的列国了，应该说还是选出了好多不错的人。但是后来，到比较稳定的王朝形态之后，察举制度就开始变质。有的地方形成了很庞大的家族势力，像东汉、西汉的两汉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家族势力就形成很大的。家族势力、士族的出现，它就导致了察举制度失真。到了魏晋时期失真达到什么程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什么意思？仍然是群众推荐，领导考察。但是大家族不仅把领导给搞定了，关键是把群众也给搞定了，把民意也给收买了。

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世说新语》，还有我们再去读《后汉书》里边的很多谣言，这谣言和事实属于对人物的点评；还有魏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人物志》，各位去读的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对人物的点评比我们今天厉害。一个人物，几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本质给说出来。这个时候贬你，几句话就贬了你了；赞美你，几句话赞美你了。《世说新语》、《人物志》、《后汉书》里边的这些故事多的不得了。

这个事情不仅仅是自然发生的，这就是大户在搞定舆论了，他在背后在操纵舆论，操纵了群众的“举”的力量。那么这种事情它就导致的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失去了选拔人的公正性。选拔人的公正性失去之后，真正受伤害的是体制，是政权。政权找不到可用之才，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政治的威望没有了。这种状态就是真正受伤害的还不是没有被察举的这个个人，而是体制，而是政权。因此从魏晋开始到南北朝这样一个过渡期，大家都想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个人才选拔问题，这样就慢慢地走向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啊。

所以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转型过程当中，科举制度就慢慢地形成了。当然科举制度最初形成的时候，考的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怎么命题不管，反正就是要考。当然在隋唐时期的考，考的才华，因为它没有范围，没有范围考才华，能不能考出人才呢？当然也可以考人才了，李白就很人才，对吧？

但是它有很大的问题——缺少规制。就是能够在一个有规制的状态下来考才能弄明白。这样我们才看到，从宋代开始，逐步地科举考试就规范化了。它的标志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宋代开始，各地书院的发生。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岳麓书院，几个最有名的大书院，它就标志着考试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就考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复习的，可以准备的。所以各个大的书院，一直到晚清书院都存在，书院干嘛的？书院就和我们今天衡水中学一样，就是（在里边）集中复习科举考试，而且我们书院里边都是一些名师在那坐堂。为什么要名师在那（坐堂）呢？你像朱熹就当过山长，很有名的大学者都当过山长，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在那提供更优良的辅导，为什么我们觉得书院里有时候还讲思想呢？没有思想的学问，肯定没有活力。如果有思想的学问，那你的文章你写出来之后，阅卷的人可能才会给你高分。所以这样我们去理解，在科举考试漫长的几百年当中，它逐步逐步规范化。到了宋明时期，已经规范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就是你怎么考，卷子怎么出，文章怎么写，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八股体制。

当然这种东西它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它最后培养的可能都是一个工业化生产的形态。文章都写得很好，但是都是没有内容的无病呻吟，或者都是很形式化的东西。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状态下，在这种没有接受西方工业革命刺激影响状态下，这个行不行？当然行了。但是等中国起步工业革命之后，我们走向了一个什么？改科举。 

为什么改科举？因为像日本那样全面构建中国的新教育体制，它一定是个扰民的巨大工程。而且我们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政时期去建新学堂，仍然引起各地的抗争和骚乱。因为政府在农业文明体制上，你融不到那么多资金，你说办任何事情，最终都是从老百姓摊派过来的，这个就受不了。所以这种状态就是你去理解1860年之后，中国改科举，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才能够弄明白。 

那么这时候统治者的一种善良，怎么就让科举从原来的这样一种选拔国家人才的上面慢慢改，那么最早期可以当然可以了，改个命题就是了，当年最早期的改变从1860年开始，叫英国怎么强大的，法国怎么改革的——考作文，但是考到一定的时候，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增长时候，改科举不是中国之路，因为有很多东西是科举容纳不了的。

因为到了187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的制造业发生以后，它需要大量的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者，那就科举考出来的人，还之乎者也的，还四书五经，还朱熹二程，它根本不能满足当时的这个需要。它需要什么？它需要物理、化学、数学，而物理、化学、数学很难容纳到科举体制当中来。你说你没有经过学堂教育，直接就在这命题考数学，你怎么考？你考数学，考简单的加减乘除还可以，考更复杂的，就没法考了。化学、物理更没法考了。

所以这样导致的结果到了70年代、80年代就非常麻烦。旧的科举制度不像科举了，新的学堂不像学堂，书院改学堂这也没法改。1870年代、18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科举和新教育就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中国的传教士就给中国政府、中国知识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提供了很多建议，讲应该办大学，应该办新教育，所以传教士在中国开始办学堂，传授综合性的西方近代知识，物理、化学这些都传授。 

之后大概在1870年代，传教士就在烟台办了中国的境内的第一所大学，开始有个示范。但是中国怎么能够走向一个整体性的办教育？在1880年代、1890年代都没有办法，只有等到甲午战争打完。甲午战争打完，这个时候对科举指责成为检讨甲午的一个方向。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在指责科举制度耽误了中国，认为中国的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不是北洋不行，不是中国国力不行，而就是科举耽搁了，这是严复、梁启超的作品当中都在反复地指责这件事情。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创办新式教育，所以等到1898年改革的第一个诉求，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

创办京师大学堂时候，就是1898年康有为跟皇上那一次谈话，不仅要创办新教育，关键要废除旧教育。康有为在这时候就要废科举，但是我们看到的史料当中，当时北京的考生就讲，你要提出废科举，真的执行了，我们就把你干掉。康有为后来出来之后，都带着保镖的。

因为什么？我们就想一想，今天我们能够动议废高考吗？废高考之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不是国家选拔不了人了，选拨不了人他们可以通过个人、私人关系可以仍然去找到人，人多的是了现在。最重要的、最受伤害的是考生。我们现在大龄考生，我估计这些年可能不多了。但是在科举体制下，我们的大龄复读生可能是多的很，我们《范进中举》，范进多大？也照样复读，只要家庭可以支持就复读；另外我们看张謇，张謇复读了20年仍然在考，当然都是边工作边复读了；严复也考了四次，那你说这些人你要把科举废了……我们就看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是自己边办万木草堂，边给别人办补习班赚着钱，边自己复读，后来带着学生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你搞废科举，它会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复读生、考生受害。这个是麻烦，所以康有为提出1898的废科举，其实是一个不可行的。

我讲这个时候清廷的本身决策是对的，清廷在这走了一个双轨路线，就是创办新教育，吸引人们去读新教育，京师大学堂成立，大家来读新教育，之后新教育就可以参加工作。这样就是说新教育发生之后，旧教育再回到什么呢？回到它原来的本位上去，我们今天讲回到什么，公务员考试，对吧？科举本来就公务员考试，选拔人才嘛！这种设计在1898年，后来在康有为的建议被否决之后，朝廷就让张之洞和陈宝箴去设计科举改制的方案，其实就要重建科举制度。

重建一个科举制度，就是双轨并进。这个双轨并进，我相信如果做得好的话，真的就是一个不得了的，因为我们的科举制度说句实在话，对17世纪之后西方的文官制度的形成，真的是起到直接性的传导作用。我们的中国史学家，当然后来加入美国籍的何炳棣，他在用西文史料研究科举制度的传承时候，明确地提到17世纪之后的西方的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所以1898年清帝国的这么一个决策，有它的正当性，但是它有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这种路径依赖。我们可以看到在1898年新教育开始，当然1899年1900年戊戌政变的发生、义和团的发生给耽搁掉了，等到《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新教育才重新启动。1901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始正儿八经地办，像孙家鼐、张伯熙、劳乃宣这些人都对新教育的发生、发展贡献很大。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新教育很难赢得青年知识人的认同。就青年知识人到这时候跑到京师大学堂来上学，学完之后还是没有出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那个体制接纳的人才，你还必须获得一个进士学位。你不是进士还不好用。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在1901年、1902年、1903年一直到1904年，一而再、一而再地就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想调整，怎么能够把人们吸引到这种正常教育上去？你像1902年颁布的学堂章程，1903年的这种学制，它都是希望把青年一代纳入到新的体制当中来，去学新知识。但是制度的安排没有办法容纳它，因此新教育在这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去做。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才看到到了1905年的时候，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他们才动议停科举以推广学校。从这几年的时间就是一步步地逼，它逼到最后它就说如果不停科举，新教育没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在1905年才出现为了推广新教育，不得不废掉科举。科举本来是一个选拔人的制度，但在这时候出现了这么一种状况，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改变了。

十来年前，就是科举废除一百周年的时候，这种讨论非常多，各种说法都有。从1905年废科举，就引发了后来的政治动荡。这一波青年学子的晋升仕途被打断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体制不满，发生整体性的抗争，引发了辛亥革命。我个人是不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实有相当多的一批年轻的知识人，在这时候如果准备继续读书的，他们已经做了什么准备呢？要么出洋留学了，要么就进入新式学校了。那么至于那些没有新知识感觉的这种举、贡生员，清政府也没有听之任之，让他们流落到社会。

清政府的政策安排，当时给的很明确的一个东西，就对这一波不愿意去接受新知识教育的人，不愿意进学堂重新去学习的人，那么也按照他们已经有的一个学位，进士、举人来安排它，这是1905年的一个重大改变。这一段就讲到这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能讲出我国科举史上有趣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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