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条件,对于中国古琴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常熟,之所以和古琴特别有缘,还不仅仅是由于先秦的言子提倡弦歌的缘故。
中国的明朝,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至少是在文学艺术和生活形态里,追求精致,追求完美,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倾向。仅以江南为例,昆曲兴于鱼米之乡,园林盛于深宅大院,家具成于秀丽古雅,便足以说明这-点。后来,我们的常熟更是出现了虞山琴派、虞山诗派、虞山画派以及虞山印派,竟都具有着与那种主流倾向相对一致的追求。这些艺术门类,彼此关连,相互打通,并出现了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明代的文学艺术史上,极得一时之盛。
古琴艺术至有明-代,已可谓流派纷呈。仍是,由于发仞于常熟的虞山琴派尤其别开生面,所以,虞山琴派所倡导“清微淡远”的琴风,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
严天池,虞山琴派的创始人,熟稔于诗词歌赋,经历过宦海风涛,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后来致仕还乡,专于琴道,隐逸于自己的“云松巢”。不过,千年籽种能够在常熟大地绽放出风雅之花,又绝非偶然,因为这里的文化气候和艺术土壤,有着独特的温润与优良。
三千多年以前,泰伯与仲雍兄弟自北地南来,与当地的先民共同创造了古吴沃野的文明。因为仲雍又名虞仲,死后又归葬于这一片葱茏的山麓,所以,这里便叫作了虞山,虞山的“虞”字,也就有了与地名相同的含义。据当代作家陆文夫先生考证,在兵围垓下之际,那位与楚霸王拔剑一别却依旧征袍冷艳的虞姬,也是我们常熟人。
吴人尚武,勇冠一时,但后来,历史的长风一阵阵刮过来,竟吹灭了那一盏虎帐红灯。不过,读书的灯盏却亮了起来,把昭明太子夤夜勘书的人影投放在粉墙之上,把黄公望所磨的墨汁映照得一片晶莹,把钱谦益和柳如是的红豆山庄点缀得香温玉软。
读书的习尚之于常熟,已几近情有独钟。在中国的印书、藏书和读书史上,几乎很少有人忘得了脉望馆的雕工考究,忘得了汲古阁的开本阔大,忘得了那些汗牛充栋的经典是来自于常熟的土地,因为纸墨的芳香,萦绕过一代代书生的梦。
不过,读书也有伤怀的时候。犹记得翁同龢手把一卷《离骚》,遐想屈原问渡;犹记得同光两代帝师,叔侄两辈状元,这常熟的荣耀,到后来,竟一时遮蔽于紫禁城中的一道垂帘。
幸好还有琴在。江南名楼唤作“铁琴铜剑”,实在是道出了读书人内在的性格。剑是胆识,琴是情怀,体态虽为两类,精神却是一体。
古琴的家乡,-定是文化的家乡,而文化的家乡,一定又以一种特别的物象作代表。我们的士人,把常熟叫作琴川,这个名字,叫得是何等的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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