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人:冯海啸(资深文化艺术讲师)
整理:李焕敏
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览。
对于喜欢瓷器的朋友,这个展览应当是一场饕餮大宴了。
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聚集了来自国内外42家文博机构的833件龙泉窑瓷器藏品,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展览;
也是对中国古代青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种——龙泉窑的烧造历史,瓷器文化的梳理。
以往关于龙泉窑瓷器的展览,在其它省市的博物馆也都有,基本上还是对龙泉窑的制作工艺、艺术水平、艺术成就等方面的展现。
这次,北京故宫博物院把龙泉窑瓷器放在了全球化的视野中去考察,去呈现,833件龙泉窑文物齐亮相,则是很难得的。
很多精品,平时也不一定都能展出。
瓷器原产地在中国,它的发展历史悠久。
我国在商朝时就出现了原始瓷,在东汉晚期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品种——青瓷。
青瓷的历史跨越时间非常长,从东汉一直到现在都在烧造,品种很多,窑口丰富,龙泉窑系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一个窑系。
“窑系”即在某一个地区烧造某一类品种非常兴盛,这一类品种有共同性,就被称为同一窑系。
例如龙泉窑系,龙泉窑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浙闽赣边境,古代隶属于处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
今天的龙泉市实际上是丽水代管的一个县级市。
在古代,这个地区烧造青瓷特别的兴盛,有众多的窑口,这些窑口烧造的青瓷产品都属于“龙泉窑系”。
学者们对龙泉窑的创烧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两晋说,有五代说,有北宋说等等。
众所周知,龙泉窑烧造的高峰期,是从北宋晚期到明朝,基本上跨越了两宋元明时期,到清朝就渐渐衰落了,继而在和景德镇窑抗衡时,被景德镇窑占了上风。
龙泉窑的品种,以粉青、翠青、梅子青的颜色为多见,一时成为南方,无论是官民都非常热爱的一个品种。
“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览的大概分为四个单元,一是“千年龙泉”,二是“国家公器”,三是“风行天下”,四是“交融辉映”。
把龙泉窑的历史以及国家收藏,技术的演变,海外的销售和技术的恢复等做了梳理,千年龙泉在这个展览里,非常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展览第一部分的第一件展品,并没有直接从龙泉窑开始展起,而是把中国青瓷烧造的历史作了一个特别简短的概括。
在中国陶瓷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青瓷出现于东汉晚期,而从商朝到东汉晚期这个时间段,是人们由烧陶向烧瓷过渡的阶段。
这个时间段烧造出来的品种学术上一般称为“原始瓷”。
在2003年到2005年,江苏无锡市鸿山新区发现了春秋战国墓葬群,出土了2300件珍贵文物,其中就有大量的青瓷礼器。
一般来说礼器是青铜制作的,但这个墓葬群出土的是青瓷仿青铜礼器。
在江浙地区,有这样的葬俗,贵族用瓷器模仿青铜礼器来陪葬。
展览中的第一组文物——战国青瓷磬就出土于无锡市鸿山老虎墩越国贵族墓。
展览里有这样几件文物:
宋龙泉窑青釉菊花龟鹤纹粉盒、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盖罐以及龙泉窑青釉盘。
这几件文物,尺寸都不大,也就有手掌大小,都是日常器具,并且很精致。
粉盒的盖子内壁就有划花的龟鹤纹,寓意长寿。
这一组文物采用了印花、划花、刻花,还有篦纹的手法进行装饰,装饰好以后放入1200℃以上的窑炉中进行高温焙烧。
通过这组宋代浙江龙泉地区烧造的日用器可以看出,宋代人的日常生活有多么的精致。
龙泉窑青釉蕉叶纹水注。
“水注”是用来注水或注酒的,可以称为“水注”或“酒注”。
由于瓷胎在高温烧造的时候容易变形,工匠就想出种种办法削减瓷胎在高温下的应力。
把瓷土先拍成薄片,然后按器物造型的需要将薄片进行粘接,在烧造的时候就显得既美观又漂亮。
像水注这样带有长柄的造型,很显然是受到了中亚地区玻璃器和金属器的影响。
同时由于瓷土配方的改进,才能有这样造型的出现,否则,这样的长柄是支持不住高温烧造的。
这件器物的曲线之美具有典雅、流畅、饱满的感觉,整个造型有气度,显示出宋朝人的审美观。
北宋灭亡以后,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权,因此北方烧造瓷器的优秀工匠也来到了南方。
实际上这时,浙江龙泉窑不光担负着民窑生产任务,同时也已经担负了皇家御用瓷器烧造的任务。
从两宋时期龙泉窑烧造的器物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既有显示出独特超导的皇家贵族文人审美的产品,也有带有民间世俗审美情趣的产品。
这里,当然是以皇家贵族文人审美为主流。
这是南宋龙泉窑青釉刻划花纹盖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非常精致。
它是一件陈设器,用了刻花、划花还有篦纹的装饰手法。
在卷草叶子的表面出现的那种极细的,卷曲的阴刻线,一排一排,一组一组,就属于篦纹。
篦纹的装饰手法使得器物的纹饰非常丰富,衬托着半透明的釉子呈现出宁静之美。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龙泉窑瓷器的颜色就是像青梅那样的颜色。
实际上龙泉窑瓷器的颜色很丰富。
既有像汝窑那样宁静的天青色,又有像哥窑那样的开片,还有像景德镇窑那样的影青,另外还有比较少见的米黄色或者是黄褐色。
例如这件南宋龙泉窑青釉云纹碗,虽然展品标牌上标的是“青釉”,实际在烧造的过程中,由于器物在窑炉中的位置,焙烧的氛围,或者是胎中四氧化三铁含量多的原因,它表面呈现出淡米黄色。
碗中的纹饰像花瓣儿一样叠加,用斜削刀的削刻手法削出,带有特别的爽利的民间味道。
再比如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盘,虽然展品标牌上标的也是“青釉”,实际上已经形成酱釉的效果了。
这是因为这件盘的胎和釉中的含铁量比较高,可能和窑烧造的氛围是还原和氧化都有关系。
那么呈现出来这样的效果,所以不如将这件器物称为“酱釉”。
采用印花工艺,使得盘子的造型像圆形的画框一样,把一朵花形图案给框在里面了。
我国虽然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已经使用了彩绘,在东汉晚期的原始青瓷上就已经出现了印花工艺,然而大量地使用印花工艺一定是批量生产的时候,因为产量增大,需要减少制作成本,一般是在五代以后。
通过这件文物可以看到,浙江龙泉窑地处江南,和北方的瓷窑风格有很大的差别,它不像耀州窑、磁州窑那么粗犷。
它非常好的借鉴了景德镇窑、越窑等等一些江南瓷窑的优秀工艺和装饰手法,它也继承了宋代北宋官窑、汝窑的审美风格,带有儒雅的文人气息,所以深受皇室和贵族的喜爱。
在展览中还能看到一些小器物。
龙泉窑在制作这些小器物的时候一点儿都不马虎,比如元龙泉窑青釉舟形砚滴。
砚滴是一种文房器具,用于研墨。
在研墨时需要往砚里滴水,这就用到了砚滴。
把水灌到船形的船身里面,船身上有小孔,用手按住小孔,可以控制水滴的多少,来一点点儿研。
仔细看一下这件舟形砚滴,船篷顶部的纹路非常清晰,表明这个船篷是用竹子编成的箬蓬。
船篷的篷檐为如意云头形,船篷内外还捏塑有人物。
在这个很小的船身两侧还装饰有栏杆。
越是文房用具越要制作精致,要雅而不俗,显示出品味。
元朝的时候,景德镇建立了浮梁瓷局,以国家的形式管理瓷器烧造,虽然浙江龙泉窑不在景德镇,但是这种形式也刺激了各窑场之间的相互竞争。
明龙泉窑青釉镂空缠枝花纹瓶,这件器物很玲珑剔透,做工也很复杂,要等胎泥半干后一点点儿镂空雕刻,很费功夫。
在元朝的时候,由于改变了瓷土和高岭土的配方,增加了瓷胎的耐火硬度,才能够出现这样的品种。
但龙泉窑青瓷是以纯净青翠的釉色为美,不是以卖弄雕刻技巧为长,因此这样的品种不是龙泉窑瓷器的主流的审美,显得繁复。
从宋朝到元明时期,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瓷塑,龙泉窑瓷塑产品的大量出现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于它材料的改进,也就是改进了胎土配方以后,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上的需求。
北宋徽宗皇帝就崇信道教,明朝的皇帝大多也崇信道教,尤其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对崇信道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元朝在蒙古族统治之下,全真派道教和藏传佛教分别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
元朝社会特别优待宗教人士。
因此,在瓷器制造业,所以改进瓷器胎土配方之后,烧造大量的瓷器塑像以供宗教祭祀礼仪并非难事,也从而推动了龙泉窑瓷塑的生产。
在展览中还展出了多件明龙泉窑青釉露胎真武像。
真武大帝在道教中是北方之神,原本被称作“玄武大帝”。
后来为什么不称“玄武”而称“真武”呢?
这是因为宋朝道教神仙体系的定型——在很多神仙的神称、神名都是在两宋时期认定的。
才有了真武之名。
关于“玄武大帝”改称“真武大帝”。
大体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避宋代圣祖赵公明的讳,这种说法源自宋人黎靖德编纂的《朱子语类》。
据《朱子语类》卷125“论道教”载“又如真武,本玄武,避圣祖讳,故曰‘真武’。
玄,龟也;
武,蛇也;
此本虚、危星形以之;
故因而名”。
这里说的“圣祖”即道教中的财神赵公明。
赵公明,字玄朗,原本是一个穷人,又作生意,后入终南山修道,宋真宗时被追封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玄”“朗”二字避讳。
另一种说法是避宋代皇帝宋真宗的讳,这种说法源自清代学者,天主教神父黄伯禄所著《集说诠真》。
据《集说诠真》,宋真宗赵恒,原名赵德昌,后又改名玄休、玄侃。
基于这两种说法,后世就把“玄武大帝”改称“真武大帝”了。
在五行中北方属黑,属水,因此为了突出真武大帝北方神祇的形像特征,采用含铁量高的黑褐色胎土塑造真武大帝的头部,座位下有水波纹,仔细看他的脚下,还踩着一只灵龟或是龟蛇合体的动物。
明龙泉窑青釉露胎弥勒像,塑造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布袋和尚的形像。
从这几件作品中可以看出明代龙泉窑瓷塑的有多么细腻。
在刻画人物的神态、表情、牙齿、念珠、指甲等这些细节时,应当是受到了明代德化窑瓷塑的影响。
纵观龙泉窑青瓷作品,在保持自己的儒雅、青翠、莹润的风格之下,吸收多样风格,而且有所出新,它也影响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的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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