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梁漱溟 | “我是一个实践者”

1987年，梁漱溟在最后一次公开场合露面时，总结了自己的人生，他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梁漱溟一生最拼命去干的两件事，一件是七年的乡村实验，另一件是调停国共内战，通过这两件事，可以了解梁漱溟对于新中国的设想。

1924年，梁漱溟放弃北大教职，离开了学术界和优越的城市生活，开始投身乡村建设运动。曾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对此他回答道：“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 梁漱溟的身体力行，源于“入世”的儒家思想，也来自对中国未来抱有的乐观态度。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不是“落后”，而是“早熟”，一旦迎来适合的时机，将复兴并且成为世界的未来希望所在。

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一直是梁漱溟的梦想。早年他曾寄希望于建立英国的议会政治，可是民国创立之后， 国家长期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梁漱溟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是因为有长期争取民主斗争的经验，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制的基础，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要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民主政治习惯入手。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必须由农村开始。正如他所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1927年梁漱溟南下到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发生变化，几经波折，他从广东辗转到河南，最终到了山东，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们选择了邹平县作为实验点，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里，梁漱溟为了探索一条中国复兴之路，进行了为期七年的实验。

当时，邹平全县共有300余村，3万余户，16万余人。此地80%以上是自耕种，贫富差距不大，虽距离省城济南不远，但民风淳朴，土匪活动也不多，于是被选作实验区。

在邹平，梁漱溟的具体职务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术部主任，负责研究并制定乡村建设的实际方案。建设内容则包罗万象，从自办农场培育种猪，到训练地方自卫，凡认为能改进村民生活而促进农村发展的，都包括在内。

梁漱溟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确立民主政治，这些目标细化在乡村运动中，变成了很多具体的实施办法，这其中包括，他如何看待对农民的教育问题、如何避免官僚主义、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手段带动农民的积极性等。

虽然梁漱溟是一个教育者，但他对农民的教育并不心急。他曾经考察过很多乡村建设方案，发现教育家们的办法常常与农民的需要脱节。他认为农村的基本问题是生产率的低下和贫困。他说道：中国当然需要平民教育，但是最需要它的时机还未到。

在考察过程中，让梁漱溟不满意的另一点是对西方模式的生搬硬套。比如，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模范区下功夫根本起不到实际的效果。他问到，“中国有多少个村落？”在这里或那里创造几个模范区，毕竟不是最后的答案。很多地区的乡村建设，常常因为政府的干预，导致人民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梁漱溟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乡村建设不是靠基层群众自己动员起来，它就必然要是失败。并且，任何政府或官方，在乡村运动中的作用必定是有害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关键即在此，它应该是一个社会运动，不但不依赖于政府官僚，在一些情况下，它还是一种反官僚的运动。

▲1935年，从事乡建运动同仁合影于邹平。前右一为梁漱溟，前左二为晏阳初（视觉中国供图）

他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也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现在全国党政各界，有一句时髦的话叫作‘建设’，不知老百姓最怕听建设这句话。然则就不要建设了吗？当然不是，几时自治的习惯能力养成了，政治的大路开出来，则建设自然而然，应有尽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既反官僚，又反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提倡农民的自我觉醒和自发行动，那么，该如何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觉醒意识呢？梁漱溟首先实行的办法是开办村学和乡学两种教育机构。

梁漱溟认为，村学和乡学是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在梁漱溟的设计中，村学、乡学不是简单的学校，仅仅普及文化和科学知识，它们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实际执行的是礼俗与政治的双重职能。村学、乡学中均设学长和学董，学长主持教育，学董主持行政，所有村民都是学生，须接受学长的“教化”，学董则根据“教化”要求在行政上加以贯彻，如禁烟、禁赌、放足等措施。具体的设计方案多有变化，但概而言之，思路是从伦理道德方面入手的。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开始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广大的农民仅仅习惯于家庭和家族式的生活，没有团体生活，也就没有民主政治的习惯和经验，对选举投票之类的事不感兴趣。如何让农民理解团体生活的重要性呢？梁漱溟决定从经济上入手，建立合作社。用他的话就是“由生计问题将农民牵引到一块”，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里面，让他们感受这个团体有很多好处和方便。在合作社里，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方法、卫生知识等更容易被引进来，能更快改变生产生活上的落后状态。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大家在合作社会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需要讨论和决定，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去解决，这时，自然而然就需要有人来负责管理合作社，于是就有了协商和选举的需求，渐渐地，大家就有兴趣参与团体事务了。

乡村实验期间，邹平县的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农民参加合作社后，能得到小额贷款，还能优先得到优良品种，生产的棉花还可以集中销往纱厂，不但省事，而且价格还很合理。梁漱溟通过这些方式引导农民过上了一种团体的生活，原来只重家庭的生活习惯就慢慢淡化了。

在上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梁漱溟总结了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他认为这两大方面都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如果能将其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比如儒家倡导的人生审慎态度等相结合，就可以使中国社会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便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设想。

梁漱溟投入乡村建设的几年时间里，与家人聚少离多，当时乡村工作的艰辛也不言而喻。1930年，梁漱溟留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春节，而他的家人都在北京，他给家人的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鞭炮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梁漱溟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梁漱溟的小儿子梁培恕却认为，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梁培恕说：“我不想说这七年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说，这七年他生活得情绪昂扬和有味，最觉心思力气得到发舒，那是不会错的。”

1933年，梁漱溟把家人接到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可言，生活条件很差。1935年，梁漱溟的妻子黄靖贤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他的长子只有10岁。梁漱溟在山东一直呆到1937年下半年，直到日军侵占山东后才离开。这一段令梁漱溟充满干劲的乡村实践就此终结。

但实践者梁漱溟并未就此停止脚步。抗战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逐渐占据了舆论的主流，很快，梁漱溟就转而投身于促进国内团结的工作中。

当时，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梁漱溟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等被邀请为参议员。他曾说道，“我是一个对于国家统一要求最强的人，抗战既起，全国一致对外，本已表现团结气象，我却认为不足。”为此，他在1938年元旦，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推动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梁漱溟为国内团结奔走期间，首先应该讲一讲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故事。1930年代，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通宵长谈的故事为人熟知。他在延安停留时，曾前后与毛泽东谈话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其中两次是彻夜长谈。

▲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结识，最早应源于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梁家有位亲戚曾与杨昌济一同在日本留学，后来这位亲戚来北京，借宿在梁漱溟家时，杨昌济曾来探望过。当时杨昌济同梁漱溟都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两家逐渐熟识起来。那时，毛泽东借住在杨昌济家里，还没有同他的女儿杨开慧结婚。梁漱溟去杨昌济家里讨教，开门的往往是毛泽东。

梁漱溟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很自然随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益深入，梁漱溟把奔走的重点放在调节国共矛盾上面。1939年初，他不安居于四川大后方，远赴华东和华北，出生入死，巡视于敌后战场。他目睹了国共由政治对立，发展到军事武装冲突，心里很是忧虑，他认为，党派之争一旦发展下去，“近则妨碍抗战，远则内战重演，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于是他牵头，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我们熟知的“民盟”，以此推动国内团结。

民盟秘密成立后，梁漱溟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正式宣告民盟的成立，并将民盟的政治纲领公之于世，此后，民盟的活动转为公开，影响也日渐扩大。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梁漱溟又冒险通过敌人的封锁返回大陆。

1946年初，他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其中包括“政治协商”一项，确定国民党将放弃一党专政，开始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梁漱溟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则应该退出现实政治，专心去搞文化研究了。但当时国共为争夺东北，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而当时民盟秘书长一职空缺，人们纷纷劝说梁漱溟出山，积极参加奔走和平，于是他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梁漱溟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他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1946年10月12日早晨，梁漱溟结束了国共高层之间的斡旋活动，他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刚下了火车，便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刚刚攻下了张家口，这让他大为失望。许多记者蜂拥而来，梁漱溟只是长叹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经典话语。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梁漱溟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所以总是失败。”但在他的儿子梁培宽看来，这是因为父亲梁漱溟心目中的政治理念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梁培宽说：“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在现实政治中，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要失败。”

梁漱溟退出现实政治后，隐居重庆，一边讲学，一边从事《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他退出民盟时曾表示说，以后对政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不参加任何党派。虽然隐退了，但他依然热切地关注着中国问题，从1947年到1949年写了不少政论，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在《观察》周刊和《大公报》等很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

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终于完成。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认识老中国”。梁漱溟18岁时便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涉足政治颇早。他在参与政治之中，眼见国家分裂，民族危亡，心痛不已，在探求中国自强的政治出路时，他提出应该深究中国文化的特征，从根本上认识老中国，以建设新中国。他把撰写这本书，同样当成自己为建设新中国应尽的一份义务。

撰文：吴丽玮

编辑：马玉洁

演播人：小马

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94期、422期文章改编：

《口述：逝去的儒者》，李菁；

《纪念梁漱溟：“失败”的乐观者》，刘周岩。

【参考资料】

《父亲梁漱溟》，梁培宽著；

《最后的儒家》，艾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