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蔡元培孙女蔡磊砢

（本节音频来自《三联生活周刊》往期采访录音，蔡元培孙女蔡磊砢讲述了祖父“教育救国”的理念与实践。）

蔡元培先生是科举时代出身的，他中了进士之后，进入了翰林院。甲午战败以后，他对清政府非常失望。自那时起他就抱定了一种教育救国的理念。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被任命为第一任的教育总长。

蔡先生认为，既然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那么就应该建立一套新的教育体制，要培养新人。他离开教育部以后，一直在国外，从德国到了法国，搞“留法勤工俭学”这些运动。他觉得在国外他看到了很多，于是希望中国的青年人能够有机会出国，能够看到西方的社会，能够在那接受教育之后再来回报祖国。

但是在国外的这种教育改革说到底还是比较遥远的，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蔡先生提到，更切实的办法是回到国内来参与教育改革。而当年的北大，它是国家的高等学府，甚至是首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做北大的校长，他不仅仅会影响到北大这一所大学，更有可能会对中国的教育界产生影响，所以他是抱定这种通过教育来救国，或者是改革，改变这种社会的风气，培养一批新的人才。很多朋友劝他，也有人鼓励他回来。比如，他的学生蒋梦麟给他写信，包括胡适那时候并不认识他，但是也通过蒋梦麟提出了他自己的希望。

蔡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所以他非常了解中国传统的东西。同时，他又在法国、德国游历、留学，在西方生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这样的经历使得他能够学贯中西，并且不会拒绝新思想。其实早在20世纪初，他就曾经在绍兴、上海等地办过学。他在南洋公学做过经济特科班的总教习。在那段教育经历中，蔡先生不断地用新的思想去引导学生。在中国国家的发展进程当中，他认为教育是能够改变国家的，是能够用教育来救国的，这是那一代人的想法，而当他就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也抱定这样的一个理念。

蔡先生的一些朋友认为，北大传统上是京师大学堂，是有些官僚的。一旦蔡先生就任校长之后进行改革，若成功了还好，如果失败，那么对蔡先生的个人名誉是种损害。从这个角度来说，蔡先生的很多朋友并不赞成他去北大。但蔡先生是一个不在乎个人得失的人，他一向是站在社会、国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蔡先生在就任教育总长期间，很看重高等教育。他当时的理念是，有了好的大学，就有了优质的高等教育，有了优质的高等教育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师资。这样，在普通教育里面，才有优秀的师资来培养人才。但到了北大改革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了留学西方的经历，他对大学的看法有了改变。他会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大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当蔡先生就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他首先就提到，大学的师生们要抱定这样一个宗旨：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在此之前，在中国的国立大学里，是没有提出这样的理念的。

我们想到北大的改革就会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事实上蔡先生为北大确立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变成一个学术独立的，师生们能够共同探讨、研究学问的地方。中国传统的文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总是墨守成规，保持一种理念，持一家之言。蔡先生认为这是非常局限的，我们应该打破这种局面。大学是应该是一个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地方，一所大学就应该容纳不同的思想。学生们在不同的思想中进行碰撞，在接纳不同思想的过程当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蔡先生不习惯用西方的一些语言，他很少使用“学术独立、学术自由”这样的字眼。他经常引用中国的传统，用《大学》《中庸》或者是《论语》中的内容来讲述他的思想，但他思想内部的核心其实非常西方。在当时，西方的大学是比较现代的，而中国的大学是相对落后的，我们需要也应该学习西方的东西，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要丢掉一切中国传统的东西。虽然他在民国初提倡要废经科。但经科只是作为一个学科被打破，里面的内容依然是被保留下来的。

蔡先生曾经有四年的时间是在德国的大学校园中度过的，对于德国的大学，他是有切身体会的。所以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会更深一些。包括在北大进行改革的过程当中，德国的大学被不断地提及。民国初的时候，他就谈及公民道德教育，普通教育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健全的人格，而健全人格的内核就是自由平等。蔡先生觉得，西方的一些好的理念其实中国传统也有，只是我们没有深刻的理解这些东西。

西方的大学讲思想自由，这是西方大学的一个根本原则。今天我们研究现代高等教育，我们也会看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的一个根本理念。这在中国传统高等教育里面是比较缺乏的，今天我们讲创新，其实是需要学生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蔡先生当年在北大的改革，也就是希望学生们能够逐渐地摆脱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从而培养起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早在1912年的时候，蔡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过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学问？

蔡先生提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只是读书，只是把书上的东西都记下来。这样的人不见得是有真正学问的，他可能只是一个书箱、书柜，他只是一个书虫，他脑子里记了很多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见得是真的知识，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为批判而批判，为反对而反对。这种做学问的方式蔡先生也不认同。他认为赞同什么，否定什么，做学问也好，获得某一种知识也好，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要有思考的过程，所谓思考就是一个独立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虽然在北大他没有这样提，但是他在北大整个营造的氛围就是这样。

当年他聘了陈独秀做文科学长。陈独秀来了北大以后，《新青年》杂志的很多的编者都纷纷地进到北大。这些人倡导的新思想，蔡先生是支持的。同时北大也有一些保守派，但蔡先生看中的是他们在学问上的造诣，他们的学问是可以给学生讲的。梁漱溟先生后来写文章就说，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并不是一个形式上，不是一个伪的，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包容，包容各种各样的人。

那时的北大校园中，辜鸿铭也好，刘师培也好，不管是新派，还是保守派，他们对蔡先生都是非常尊敬的。也只有蔡先生能把这些不同思想，不同观点甚至观点完全对立的这一批人聚集起来。当时很多人还是觉得北大虽然有一些有了一些学术的风气，但是当时的学术成果还是有限的。包括胡适后来回忆也在这么说。但是从蔡校长他本人回忆来说，他可能希望北大有更大更好的发展，但是整体来说他为北大带来的变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我们今天反观那个时代，我们觉得他为北大的精神奠定了基础。今天的北大师生还会对蔡校长有着这样的一份敬仰，有着一份怀念。在他雕塑前永远摆放着鲜花，永远有人祭奠他。

（蔡磊砢，蔡元培先生孙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史、蔡元培研究，发表的论文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变迁》《“萧规曹随”——蔡元培与蒋梦麟治校理念之比较》《美育的独立价值——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再认识》《蔡元培：中国教育的奠基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