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中央商场的护店、迎解放斗争

1949年一二月间，由于辽沈、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内部土崩瓦解，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孙科把行政院迁到广州，中下层公务人员惶惶不可终日。南京一个偌大的中央商场，除皮箱因反动官僚逃跑的需要而生意兴隆外，其他业务日见清淡。规模较大的公司商号，货只卖不进，要抽资汇出南京，同时把高档商品装箱运往外地。

反对搬迁

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为了南京解放后及时恢复商业，要阻止资本家把大量货物外运。

根据这一指示，地下党员们在各自所在的店内团结广大职工，并通过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商场同人自励会，提出“人在商品在”。一天早上8点多钟，金城百货公司职员孟雨文报告说：“已有几十箱货上了卡车，马上就要运往上海，金城职工正在和老板蒋锡康斗争，希望自励会派人去支援。”我立即组织了一部分理监事过去，果然有20多箱货装在两部卡车上正准备开出。我们即和对方谈判，“如果把商品运走，店里无货可卖，职工的生活就无来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说理斗争，蒋锡康理屈词穷，不得不下令把已装上车的货全部搬回仓库。

事有凑巧，在1949年元月永宝斋珠宝店资本家常蔚然，把店中的珍珠玛瑙、钻石、翡翠等值钱的东西全部包装好，准备携全家逃亡台湾。由于船票限制，常把他的妻子暂留南京，等待下一班船去台湾。谁知船出沪淞洋面不远，触礁沉没，常蔚然一家（除暂留南京的妻子外）连同他带走的全部珠宝都葬身鱼腹。消息传到商场，所有厂商都为之震惊。自励会抓住这一事例进行宣传，使一些蠢蠢欲动的资本家感到时局变化很快，海运和空运、陆运都不保险，“动”还不如“静”。

为了使工商业了解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1949年1月的一天上午，党员缪卓民、陈光照根据党的工商业政策，油印成传单，分寄给厂商。当各厂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接到署有收信人名字的信时，感到有点紧张，认为他们的大名都被共产党知道了。传单虽然是用各种各样的信封（有中式的，有西式的）寄的，但自励会的理监事中不少人一看字就知道是谁的笔迹。

怎么办?若被敌人发觉，肯定会出乱子，经我反复思考，决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立即去自励会办公室把有缪、陈二同志笔迹的记录本、《自励》小报的稿件等集中起来烧光。二是想法转移敌人的视线。我向常来商场的李稽查报告说：“商场内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他的神色马上紧张起来。我说：“我查过。我认为这是女人的笔迹（缪卓民的字很细小），商场中有女职工的，一是金刚公司，二是大江照相馆，三是中央餐厅，其他的还有些老板娘。我把所有女人开的发票都查对过，没有一个象信封上的笔迹；油印的传单是蓝色的，而商场三架油印机的油墨都是黑的。我认为传单肯定不是商场内部的。”这个特务经我这样一讲，当时既不同意、也不否定，只是说：“你主动来报告，很好，很好。”

姓李的家伙到处核对后对我说：“真如你所说，这油印传单不是中央商场内部搞的。”他临走时还谢谢我的报告呢！敌人的视线转移了，但问题还未解决。第三天，我和党组织碰头时，建议立即将相同的传单寄到别的商场和商店去，以转移敌人视线。同时也提出寄传单的方法不够谨慎，除了笔迹易被识别外，而且资方代理人的名单，只有自励会才清楚，而我们所寄的信不少是给资方代理人的，容易把敌人的视线集中到自励会来。第四天，永安商场、中山南路、长江路、建康路等公司、商店也都收到了相同的传单。由于党组织积极宣传了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平时受国民党宣传影响较深的资本家，开始对我党的政策有所了解。

应变风波

1949年2月初，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并积极准备挥师渡江，有些伪政府机关正在酝酿组织应变会。党组织指示我们：“为迎接解放，必须动员各界人士组织应变，以防敌人的破坏。在商场中如何动员组织应变问题，可先以试探的方式摸摸管理处、厂商联谊会上层人物的态度；同时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找组训科长杨志巩谈，说商场有的资本家想搞应变组织，摸摸他的态度。”一天，我去市党部找了杨志巩，谈到商场有些资本家想组织应变会。杨说：“你们不要搞这些东西。” 

一天上午，管理处召开自励会、厂商联谊会负责人会议，商量商场大扫除的事情。管理处经理田竺僧主持会议，自励会有我、陈义康、王道生，厂商联谊会有黄正先、吴威吉、甘时元参加。我说：“现在时局发展很快，不少机关都在搞应变组织，我们是南京最大的商业商场，你们看要不要搞应变组织？”田竺僧对我的提议首先表态赞成，黄正先也说搞起来对我们厂商有好处，吴、甘等也认为要搞。在场作记录的管理处秘书张泽民正准备做记录时，我制止说：“不要记，今天不算正式讨论。”田也交待张不要记录。之后讨论如何搞大扫除迎接春节的问题。

次日上午10点钟，管理处管理员突然来喊我说：“有人找你谈话。”当时我感到奇怪，以往要我去开会，管理处来人通知时态度都很和善，而且开会的内容是事先告诉我的，而这次通知时态度很生硬，并且说有人“找我谈话”。我立刻警惕起来，上楼时发现二楼、三楼有好几个特务，其中一名要我进经理办公室。我一进办公室，他们立即把门关上，拿出纸笔摊在长方茶几上说：“我们问你一句，你要从实答一句。”   

我说：“随你们问吧！”

一个特务问：“你的姓名?”    

我答：“我叫杨才能。”

    “你们昨天在管理处开会的吧?”

    “田经理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还有陈义康、王道生、厂商联谊会的黄正先、甘时元、吴威吉。”

    “你为什么要搞应变组织?”

    “没有这回事。”

“不是你提出来的吗?”

“没有这回事，你不妨把田经理请来对质。”

随后他们把田竺僧找来同我对质，我抢先说：“田经理，我们昨天开会是你召开的，是讨论商场大扫除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什么应变组织，而他们说我搞应变组织，真是岂有此理！”

田接着我的话说：“长官，确实没有这回事，我们还有记录张泽民在场，叫他把记录本拿给你们看。”随即招呼张泽民把记录本给他们看了，记录本上根本没有“应变”二字。

我即语气强硬地反问：“你们查查看我杨才能是什么身份?我是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前两天我还把有关商场有些资本家想搞应变组织的情况向杨科长报告过，今天你们倒过来审查我，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不信，可以马上打电话问问杨科长。”    

打过电话回来，审问我的两个家伙走出房去叽咕了几分钟，回来时满脸堆笑地连声说：“杨先生，误会，误会。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是奉命来的，请不要见怪。”一场虚惊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我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指示说：“我们可以不用‘应变’的名称，但还是要动员资本家备粮、储水，这也是‘应变’的内容之一。”

迎接解放

1949年4月22日夜，国民党反动派连夜逃跑，23日晨五点钟陈良同志通知我，要我立即赶到商场，迅速发动群众，团结资本家，全力保护商场，以防敌人在逃跑时破坏。

我即赶到商场，和党员及自励会的积极分子，把所有公司、商店的职工、厂商资本家组织起来，并由自励会和厂商联谊会发出联合通告：一、所有厂商和职工都要留在商场，不准擅自离开；二、不准非商场人员进出；三、所有货物不准携出商场；四、所有食品店的糕点、饼干等干粮一律不准转移。同时要担任“义务警察”、“自卫队”的店员全部集中，穿起训练时的制服，听从自励会的统一指挥。

有些资方人员看到自励会所有干部全力以赴保卫商场，短时间内把所有店员组织起来，开始意识到自励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如万乃仪就曾问我：“看来你们的行动是有来头的，自励会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当时因为党组织尚未公开，我笑而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如商店被抢，职工的饭碗也没有了，我们应该共同携起手来，把商场保护好，这是我们自励会应尽的责任。”

职工们积极护厂护店的精神，教育并带动了厂商资本家，他们也积极加入到护厂护店的行列中。

由于没有武器，若散兵游勇真的来抢掠破坏，我们赤手空拳，还是难以应付。23日上午，我和吴树山同志在商量如何能搞到武器时，想到伪西区警察局离商场不远，9时，我带领刘古心、沈健康、夏明德、刘御风等十多个“义务警察”，奔赴伪警察局。一进去只有几个伪警在，我说：“你们的枪支在哪里?快拿出来！”一伪警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我说：“我们是中央商场的职工，要枪支来保护商场。”另一个伪警说：“随你们的便吧，枪在隔壁枪架上，你们自己去取吧！”于是我们把十几枝长枪和一麻袋子弹全部拿来，发给了值岗的职工。以后我们又在新街口路边拾到了国民党士兵丢弃的两箱手榴弹，运回商场。10时许，我又借用了田竺僧的轿车，去夫子庙伪警察局，以同样的方式拿来了一挺机关枪，但枪是坏的，又无子弹，只能架在商场大门口装装样子。没有枪支的职工就把远东运动器材商店的警棍借来充当武器。上午10时许，上级党组织派张士雄同志指示：范围不能局限于商场，还必须把新街口地区的职工和资本家组织起来，进行联防。我随即与黄惠仁同志商量，以中山南路新都百货公司资方吴慎之为代表，把新街口一带的资方和店员也组织起来，共同联防巡逻。

1l时左右，商场对门的鸿祥板鸭店的大门被一批散兵游勇砸开，正要抢劫火腿、板鸭的时候，刘古心同志带领护厂护店队伍赶到了，这些家伙纷纷溜走，板鸭、火腿未受丝毫损失。老板感动得连声说：“如没有你们来援助，我这爿店就要被抢光了。”还送来了慰问品，被我们婉言谢绝了。该事件后约二小时，商场一家烟纸杂货批发店也来告急，护店队伍赶到了，匪徒一见苗头不对，什么都没抢到就逃之夭夭。商店老板送来香烟等慰问品也被我们谢绝了。下午3时左右，我们得到消息：三茅宫一带的地痞流氓正在组织队伍，晚上来抢中央商场。我们立即派沈健康同志带领武装队伍前往三茅宫一带巡逻，不断鸣枪示威。晚上我们加倍警惕，全场职工和资本家留在商场，彻夜未睡，以备万一。我们党员和自励会骨干更加忙碌，除带队巡逻外，还组织力量书写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横幅大标语，练唱革命歌曲，准备欢迎人民解放军。

    经过二天一夜的艰苦斗争，中央商场，新街口、中山南路一带的公司、商店完整无损地保护了下来，为南京解放后及早恢复营业提供了条件。

南京解放后，党组织指示要尽快动员厂商恢复营业。24日晚，自励会在中央餐厅召开全场职工、厂商会议，我将护厂护店斗争经过作了报告，并动员大家迅速开业，25日作准备，26日开门营业。南京最早恢复营业的是中央商场（4月26日）。由于中央商场及时恢复营业，对一些抱有观望态度的其他商场和商店的资方促进很大，使他们在4月底以前相继恢复营业，市场供应恢复了正常。

讲述人：杨才能

主播：宝泽阿城

来源：南京市档案馆《南京解放》 选自《南京党史资料》第24──26辑

本期节目由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与喜马拉雅联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