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第二讲：两个新自由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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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吴晓波。

今天我们开讲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自由选择》。

一、弗里德曼的两个学术立场

在学术界，弗里德曼可以说是哈耶克的同行人。

在西方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之后，两大自由经济学家的旗手，一个是哈耶克，一个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学术上，弗里德曼有两个立场。

1.极度崇尚自由

他认为自由是人存在的唯一的健康的一种状态，他说，一个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两者都得不到，相反，一个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两者兼得。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

弗里德曼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就是应该由私有资本所主导的，而这个市场的最基本的环境就必须是自由的，没有管制的。那政府干什么呢？政府只扮演一个法律制定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它绝对不应该亲自下场来参与比赛。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2.极端警惕政府

他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得无害，政府才是导致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里根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引用过弗里德曼的这句话，他说，政府是造成市场不稳定的根源，所以政府应该垂拱而治，把市场配置的所有的能力都还给自由的市场经济。

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国货币史》，他研究了1867年到1960年美国货币的长期的历史。

这本书是美国经济学界中研究货币的一个入门级的殿堂作品。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因为市场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应该进行管制，所以在一个政府提供的商品（那个商品叫货币）。在货币的供给上，政府应该向市场宣布一个长期的货币的供应量，就告诉大家说，我每年打算印多少钱，这个预期必须被稳定。

大家知道，经济学界中，我们购买一个商品，无论是去买一个牛奶，无论是买一个股票或者买一辆汽车，或者买一个房子，它的背后都有一种预期。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种对未来经济的一种预期的管理，那么政府也有一种预期的管理能力。

当企业、个人和市场共存于商业世界的时候，那么弗里德曼认为说，政府应该是最稳定的那个锚，就是你要告诉大家说，我打算干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它的时间是多少周。那么在政府所有的供给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一个供给物，所以弗里德曼认为说，你必须要告诉每一个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你的货币供应量是多少。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在弗里德曼认为说，当政府的货币供应量是稳定的时候，那么市场对未来的判断就会稳定。但是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如果政府的货币供应量稳定，在长期做一个承诺的话，那么就有问题，政府缺乏调节市场的能力。政府的货币政策，政府的信贷政策就缺乏弹性，就变成一个钢板一块。那么当市场出现大型波动性行为的时候，政府就会束手无策。

所以弗里德曼的这个主张就跟凯恩斯主义形成了对立面，他把自己这个学派叫做“货币学派”，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小山头。

弗里德曼曾经说，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货币学派只是学术界的一个小小的人物，是凯恩斯主义的陪衬物。

二、“休克疗法”

在1973年，这个机会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被欧洲列强所分割的拉美地区，逐渐地实现了自己的独立。1970年代，智利有一个左翼政府，它的总统叫阿连德，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当总统以后试图在智利推行国有化的实验。

他的这个主张引起了美国和欧洲极大的恐惧，所以经常有很多政客去说服阿连德，说，你不能再在智利推行南斯拉夫、苏联这样的一个经济改革，你要走自由市场化的道路。

为了在智利的国内培养一些反对阿连德的势力，美国的一些基金干了一件事，在1970年前后，他们在智利的一些中学和大学选拔一些年轻人，给他们奖学金，让他们到芝加哥大学去读书。

这些人前后有一百多人，他们都成为了弗里德曼的学生，在芝加哥大学，他们接受了崇尚自由的制度经济学派的整体训练，这部分人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回到智利以后，他们就成为了在学术界反对阿连德的最中坚的一个力量。

在1973年9月11号的时候，智利的一个将军叫做皮诺切特，突然间发动了政变，他的军队围攻了总统府，要求阿连德下台。

阿连德是一个性情非常刚烈的人，他戴着一个钢盔，拿着一支冲锋枪，带着他的卫队。他说，我要用鲜血来捍卫我的理想和我的信仰，结果他在军队的交火中被当场击毙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智利政变。

就在9月11号的晚上，阿连德政府被推翻的几个小时后，那些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那帮芝加哥小子就开始干一件事，他们在印刷厂里印了那么厚的一本书，叫做《智利复兴经济计划》。

到了9月12号的中午，这么厚的一本经济计划书就被摆在了皮诺切特将军的办公桌上，他们跟皮诺切特说，我们智利要走向经济繁荣，必须要告别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实验，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向弗里德曼致敬，我们要走一条自由市场化的道路。

他们给智利经济开出了一个叫“休克疗法”的药方，主要就是三条。

第一，宣布所有的企业私有化；第二，政府全面地放松管制；第三，大规模地削减政府的支出。

这也是弗里德曼制度经济学最最重要的三个政策主张。

到了1975年的时候，弗里德曼觉得智利的改革已经一年半了，所以他需要去智利给他的学生们打打气。1975年的时候，他从芝加哥飞到了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他受到了像超级明星一样的待遇，地上铺着红地毯，无数的人拿着鲜花，然后把他迎进了总统府，见到了皮诺切特将军。

皮诺切特跟他说，说，弗里德曼先生，我们这个休克疗法搞了一年多，好像经济并没有复苏，反而有点混乱了，应该怎么办？

弗里德曼对皮诺切特说，你不要慌，将军，你唯一做错的是你改得还不够快，还不够彻底。你应该更加地推行私有化，政府更加应该放松管制，你应该更加大幅度削减政府的投资和政府的支出。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智利经济在很长时间里面陷入到了一个低迷和混乱的状态。特别是在军政府独裁的环境下，市场放松以后，大量的社会资源被一些有皮诺切特家族和军人背景的人所掌握，他们以市场化的方式极大地扩大和膨胀了个人的家庭财富，而普通的老百姓却成为了这场改革的受害者。

有人算了一下，在阿连德政府的时候，一个圣地亚哥市民一个月的收入用来购买食品的部分占总收入的17%；到了皮诺切特那个年代，这个比例达到了74%。也就是说，智利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高了。

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整个执政有17年，也就是说它形成了一个以军政府为背景的高度的独裁，那么一个独裁政府下的市场自由化有可能被实现吗？大家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陷入泥潭的拉美模式。

到了皮诺切特执政的后期，智利的改革出现了一个反方向，就是，他执政是为了反对阿连德的社会主义主张，为了反对国有企业体制，但是到了皮诺切特晚期的时候，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建设，把很多市场化的企业重新收归国有化。在1980年代，智利的出口收入中有80%多是来自于一家国营的铜矿。

所以智利模式在全球经济学界是一个到今天还充满着争论的公案。

三、弗里德曼和中国1988年的物价改革

这个是弗里德曼在1970年代拉美实验中的表现，那么到了1980年代，弗里德曼跟我们中国的这一场改革开放，居然也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交集。

在1988年的时候，中国的物价进入了一个通货膨胀非常敏感的时期，那一年张五常就请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到北京，他希望弗里德曼能够为中国的经济迷局开一个药方。

张五常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他当时跟北京联系说希望能见到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答应了。但是在见面的那一天，真不巧，小平同志感冒了，所以弗里德曼和邓小平的见面就被取消了。

接见他的是谁呢？是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紫阳在和弗里德曼见面的时候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谈。紫阳问弗里德曼说，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就好像一个老鼠它有很多条尾巴，然后这些尾巴现在像乱麻一样地纠缠在了一起。总书记问弗里德曼，我应该怎么解开这个老鼠的尾巴呢？

弗里德曼说，总书记先生，这件事情很容易的，你只要拿一把剪刀，把老鼠的尾巴一下子剪掉就可以了。所谓的长痛不如短痛，要用非常坚决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次的价格改革。

也就是在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到了1988年10月份的时候，中央政府下决心，说什么呢？要进行物价闯关，就是彻底地放开物价。

张五常有一次在跟我的交流中说，当年我们给中国政府提建议的时候，实际上我和弗里德曼是算过一笔账的，就是当价格放开的时候，它在一定时间中会出现价格的上涨，对不对？但是他们认为说，只要能够熬住六个月的时间，这个阵痛就会过去，然后市场就会重新回到它的中间值，从此以后一马平川，中国就成为了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国家。

但是我和张五常说，那么后来为什么价格闯关会失败呢？

中国的这一轮价格闯关在1988年的12月份，第四季度的时候造成了中国整个市场极大的混乱，所有商店里的商品全部被抢光。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就是上海的一个市民如果在1988年的11月份或者12月份，他要到商场里面去买一个压力锅，他必须要凭1988年的结婚证。就是，如果你今年不是为了结婚，你干吗来买这个压力锅呢？满街的商品都被抢光了。

所以到了1988年十二月份的时候，物价闯关被迫停止，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十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低迷期。直到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才慢慢走出了低迷的通道。

有一次，我曾经问张五常老师，我说，你们当年，你们那么聪明的脑袋，弗里德曼那么聪明的脑袋，你们加在一起，两个绝顶聪明的脑袋，为什么会认为说，中国物价闯关六个月就会被突破呢？

张五常说，我们当时所有的东西都算得很准确，但只有一件事情没有算准，就是消费者的心理。

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面是一个短缺经济，我们买一块布，我们买块豆腐，我们每个月吃的米都需要有粮票、豆腐票、自行车票、煤球票来控制，所以80年代虽然物价慢慢开放了，但是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大家仍然有饥饿的短缺的记忆。就大家认为说，商品永远是不够的，永远是需求大于供给！

所以，当突然间开始物价上涨的时候，突然宣布要物价闯关的时候，每一个有计划经济记忆，有票据记忆的中国的消费者都会干一件事，就是赶快跑到商场里面去把该买的米，该买的油快点买到家里来。虽然改革我们非常支持，但是我们家还得吃饭，改革的阵痛不能在我们家发生。所以当宣布物价闯关的时候，整个市场因为短缺的记忆造成了一种挤兑效应。

所以张五常和弗里德曼他们在美国，美国在很长时间里面是一个过程经济，商品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但是在中国是需求大于供给的一个市场。

他们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过，所以他们没有这种短缺的记忆。

这也就是1988年的中国市场上所看到的一个景象。

弗里德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市场有绝对的崇尚的精神，对政府极端地警惕，他也非常希望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主张用作屠龙之刀，拿这把刀能够去改变世界，我想这个是所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一个理想。

关于《自由选择》的解读就讲到这里。

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吴老师推荐的《自由选择》阅读版本，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珍藏版，2013年出版。另外，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感兴趣的同学，推荐他和他妻子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