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姚大力 | 元仅仅是一个“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吗？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尊敬的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很高兴继续通过音频与你们交流。我们已经在上节课里提到，有一种见解以为，元朝始于1271年，因为忽必烈虽在1260年称帝，他为本朝选择“大元”这样一个国号，却是在此12年之后。因此可以说，在1271年之前，确实还不存在可以称之为“大元”的王朝。但是根据另一种说法，元王朝的历史应从它征服南宋的那一年，也就是1276年算起，元军在这时攻下南宋首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宋帝出降。也有人认为，还应当往后推迟两年多，把南宋流亡小朝廷溃败崖山、小皇帝投海自尽看作宋元交替的年份。照这样的主张，那么元朝始于1276年或者1279年，这是根据传统中国的“正统论”原则来确定朝代更替年代的结果。

但是，以上见解都忽略了一点，即如何把元王朝的建立，放在“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事实上，几乎与元王朝同时从蒙古帝国的分裂中诞生出来的，还有另外四大汗国，即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位于南俄草原的金帐汗国，以及位于西亚的伊利汗国。它们中间的前三个，都是从忽必烈父王托雷以外的、成吉思汗其他儿子们的封地转变而来的。而伊利汗国则属于忽必烈的皇弟旭烈兀，他身为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总指挥，独吞了那次征服的成果而自立于一方。

由此可知，脱离了欧亚西部四大汗国的形成去看待元王朝的建立，想把故事说好，是不大容易的。所以，还得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时间节点来标志蒙古帝国的瓦解，以及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的五大继承国家的诞生。这个年代其实也不难确定，那就是1260年。这一年以及稍后，在蒙古帝国的东部和西部，接连爆发了两场由成吉思汗家族内讧而引起的帝国内战。

1259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在四川前线战死，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依靠汉地和北方草原的政治、经济资源，先后宣布继承大汗的位子，由此导致两人之间长达四年的汗位继承战争。东方的战火燃起后不久，在西部，在前面提到的忽必烈皇弟旭烈兀和金帐汗国之间，又为争夺高加索山南面的一块丰美的草原，而把关系搞坏。金帐汗为此，不惜与蒙古的宿敌——埃及的玛木鲁克王朝[①]结盟，以求击败自己的兄弟之邦。

这两场战争，足以成为标志性的事件，宣告了蒙古帝国的分裂。而最终击败阿里不哥的忽必烈，在1260年早已抢先称汗，其新政权的成立，恰好又与蒙古帝国的解体前后衔接。这样看来，把后来被赋予“大元”国号的那个新王朝的历史起始点追溯到1260年，就是一件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相比而言，他在最初十年里尚未使用“大元”国号，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大的障碍，可以阻止我们把从1260年起的中国历史，纳入到元朝史的讲述范围里去。

所以，1260年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的北部、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从此就从蒙古帝国统治时期转入元代中国治理之下。这时候，南宋距离它的灭亡还有近20年，中国分处于宋、元两朝并存的状态中。在传统的“正统论”早已过时的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认为，其中只有一个政权才具备代表中国的资格。1206年后来演变成世界帝国的“大蒙古国”，诞生于蒙古草原；而到1260年，这个世界帝国已无可挽回地陷入解体命运。就是在从中分化出诸多大型的区域性政权过程中，元代中国开始现身于东亚。

自从元朝征服经济富庶、文化优雅的南方汉文明地区，并逐渐消化了这种征服的辉煌成果后，那个时候以及后来的人们，都加强了对元代历史景观中一系列汉化特征的感知，一部似乎完全按照中原传统建立起来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国家机器，一个史无前例地接近《周礼》中理想模板的汉式首都，尤其是那部按传统“正史”风格书写的汉文版《元史》，使元王朝从外表看来与汉唐区别不大，只不过，如今住在比汉唐的京师更像汉唐的元大都里的皇帝，是一个蒙古人而已。

这样的感觉出自身居于汉地的汉人心目之中，并没有什么可奇怪之处。随着“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样一个观念，逐渐被蒙古统治者理解和接受，元政府越来越注重以汉法治理汉地。事实上，只有很少的蒙古人进入过人口稠密的汉地社会，而散居乡村的汉族民众，甚至连身穿元朝制服的汉人官吏也很少看得到。

直到元末，即使是在江南一个很繁华的小城镇里，人们仍然会对偶尔出现在街上的、骑着马的蒙古族妇女感到非常稀奇：“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那就是说，忙不迭地卷起珠子的门帘，好仔细打量骑马经过门口的那个蒙古妇女，她的头上戴着一个形状特别的固姑帽[②]。

头戴珍珠饰姑固帽的元代贵妇[③]

但是，“汉化”只是元代多元文化景观中的各种面相之一。正如我上节课里已经提到的，元朝的国家建构模式与汉唐不同，就因为它从它的前身——蒙古帝国借用了或者说继承了它的国家组织框架。而这个国家组织框架，是以多元化的因地制宜原则为显著治理特征的。在汉地之外的元代疆域内其他地区，比如藏地、蒙古社会或者女真地区，人们感受到的，是各自截然不同的在地化的统治图景。

元代的汉人士大夫普遍把本朝视为“中国”；它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官方汉语文书对本朝的自称，它甚至还出现在元朝的外交公文中。但在元代的蒙古语里，我们却一直只看见对构成“大元”版图各大区域的分别称呼，如达达国土（Mongqol-un qajar）指蒙古地区；唐兀惕田地（Tangqut-un qajar），西夏地区；乞答惕地区（Qidat-un qajar），北部汉族地区；土伯特田地（Töbet-ün qajar），藏地；哈剌章田地（Qara Jang-un qajar），“黑爨[hēi cuàn]田地”，指原来的大理国疆域，这个“章”是对蒙语中Jang的音译，而Jang又源自藏语中对南北朝时代云南的称呼“爨”部这个名称的音译，这个“爨”在藏语中写作lJang，“丽江”就是它的另一种汉字的音译）；察罕章田地（Chaqan Jang-unqajar），元代云南西北境内的纳西人地区；蛮子田地（Manji-u qajar），原来的南宋属地；畏兀儿田地（Uighur-un qajar），维吾尔地区；女直田地（Jurchit-un qajar），女真地区等等。

一句话，在元代蒙古人的观念里，除了“大元”之外，似乎还没有产生一个可以用来命名涵盖所有这些地方，因而能与汉语“中国”相对译的专指的集合名词。蒙古语用于对译“中国”的Dumtadu ulus，很可能是晚到清初，才从满语Tolimbai goron转译过来的。当然，我应当在这里强调，元朝的蒙古语里是否存在“中国”这样的专名，这个问题远不如乍一想来那般至关重要。因为“大元”这个词本身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等义语。至于“大元”为什么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在前一节课里我以为已经说清楚了。需要的话，各位或许可以返回去复习一下。

元朝也始终没有扔掉从蒙古帝国继承过来的政治统治权力的各种合法性象征。这不但体现在元朝一直保留着“大蒙古国”与“大元”的蒙、汉双语国号这一事实中，而且还通过与之相关联的、其他一系列采用蒙、汉双重符号体系的制度设计，在时时处处都隆重地表达出来。

对蒙古人来说，住在大都皇宫内宝座之上的人，始终是他们的大汗或合汗，虽然汉人都习惯于把它称为皇帝。按照汉制，皇帝在死后有一个庙号，我们已经提到，忽必烈死后称为“世祖”，他的下一任皇帝死后称为“成宗”，那是表彰他能够遵循世祖的遗训，善于守成。但元朝皇帝还各自有一个“国语尊称”，也就是蒙古语的尊号，而且大概在生前就被授予并且使用了。如忽必烈称为“薛禅合罕”[④]（Sechen Qaγan，意思是贤明合汗），称元成宗为“完者都合罕”（üljetü Qaγan，意思是有福的合罕），诸如此类。既然身兼皇帝和大汗两种身份，大汗—皇帝即位时，就需要按两种不同传统，分别履行两次即位仪式。在依据中原范式设计的“皇帝即位受朝仪”里，实际上已经掺入了按蒙古旧制举办大汗登位仪式时最核心的成分。但此外，还必须有一次纯草原式的典礼，举行这个典礼时，汉族的大臣是禁止在场的。

元朝还一直使用两种纪年方式。蒙古旧制以十二生肖纪年，这种纪年法到底最初是起源于北方游牧人群，还是中原先以十二生肖与地支相配，然后传入北方民族的，现在还很难确切认定。但至少蒙古的十二生肖纪年，它的渊源来自草原传统。元代的汉语公文，采用汉式的皇帝年号加干支纪年，但蒙语公文，以及从蒙文“硬译”过来的白话体汉文公牍，仍延续十二生肖纪年的传统，或用十二生肖纪年加汉地的农历日月，再加文书起草地点这样一种格式化的表述，来结束公文。如“猴儿年二月十八日，漷州有时分（意思是在漷州的时候）写来”；“鼠年二月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等等。

我们其实已经提到，元朝的法定官方语文，其实至少也有两种，那就是蒙文和汉文。此外，皇家的祭祀礼仪也有蒙、汉两套并行不悖。

千万不要以为仪式典礼是虚无缥缈的繁文缛节。不，国家典礼是一种非常实在的东西，它可以通过形塑人的态度，而实实在在地引导人的行动，因而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在元代共存、并用的两套符号体系，代表了它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基础，这是元王朝所以能维持一个空前庞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下一节课里，我们将会着重说说元代的统一到底有多么的不同于以往的统一。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怎样理解国家典礼和仪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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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存在于公元1250～1517年。

[②]蒙古妇女的著名头饰，蒙古语音译为“孛黑答”，汉语可译为固姑、罟罟、姑姑、顾姑、故故等。

[③]此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像画的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彻伯尔，汉语也称作“察必”。

[④]“罕”、“汗”都是对蒙古语γan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