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八佰》背后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最近那部因“技术原因”无法在上海电影节开幕式上展现的电影《八佰》，其实所依托的历史是中国人记忆中较为熟悉的一个充满悲情英雄主义和民族情感的抗日叙事——淞沪会战中 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从1937年8月9日的“虹桥机场事件开始”，上海局势逐步升级，直至8月13日，中日军队正式兵戎相见，战事爆发。到9月中旬，日军在上海登陆成功，吴淞、宝山、月浦和杨行先后被攻陷。

同时，日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国军第9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的殊死抵抗下，至9月9日，日本第3师团已战死589人、负伤1539人；第11师团战死616人、负伤1336人。为了尽快结束上海战事，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再派遣第9、第13、第101师团等部队前往上海增援，3个师团先后于9月中下旬登陆吴淞、杨树浦一带。

虹桥机场事件

9月21日，蒋介石调整军队部署，将作战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集团军。左翼军由陈诚任总司令，下辖第15、第19集团军；中央集团军由朱绍良代替张治中为总司令，下辖第9集团军；右翼军由张发奎任总司令，下辖第8、第10集团军。

蒋介石死守上海，除了此地是其政治经济重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借助上海抗战，获取国际同情，寄希望即将于10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能够出台对日本制裁的决议。日本方面，同样想以上海战事的胜利，争取在未来国际会议中的优势，陆军省要求上海日军“在开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

10月中旬之后，闸北地区战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如果国军中央集团军死守闸北，就会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为了保存中央集团军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进行有计划的战略撤退，将防线移至苏州河南岸。但是，又不能给外界造成中国军队主动放弃闸北地区阵地的印象。

战争中的中国儿童

为了配合外交需要，给世人留下中国军队仍在苏州河北岸坚持抗战的印记，蒋介石决定留第88师孙元良部在闸北继续作战，将军队化整为零，选择市区中坚固建筑物和郊区村庄为据点，拖延时间，既是为了主力撤退，也是为了树立不屈抗战的顽强形象。

在军事指挥中枢机构与88师孙元良部进行深入交换意见之后，决定了主力撤离闸北，“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的抵抗形式。最终，孙元良决定以88师师部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由中校团附（相当于副团长，不可写作“团副”）谢晋元率领262旅524团，作为中国在闸北的最后一支部队坚守苏州河北岸。

可以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一场舆论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防御战，其目的是鼓舞全国军民抗战信心和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孙元良为何又会选择四行仓库作为最后据点呢？

部署抗战

四行仓库是大陆银行和“北四行”的联合堆栈。民国当时的“大四行”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南四行”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为南方金融集团之一；“北四行”有金城银行、上海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天津盐业银行，为北方金融集团之一。

1923年“北四行”决定联合创立四行储蓄会，四行仓库即是其在上海的仓库，以堆放银行物资和客户的抵押品、货物等。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北晚的西面，东面紧靠西藏路，与公共租界隔街相邻；南面大门正对北苏州路(今光复路)；北面倚靠国庆路。因为是存放银行客户资产缘故，四行仓库为一栋5层钢筋混凝土建筑，非常牢固，在高度上超过周边的所有建筑。仓库其实分为两部分，东面为大陆银行仓库，西面为四行储蓄会仓库，但一般都统称为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

除了本身的建筑质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当时88师选择四行仓库作为司令部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四行仓库的地理位置。四行仓库与南面公共租界由苏州河隔开，新垃圾桥南晚租界内，耸立着巨大的煤气筒，距四行仓库不过数十米，这两座上海煤气公司的煤气储气罐犹如巨型炸弹，一旦被日军炮火集中，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日军炮火过于猛烈，公共租界势必有爆炸危险。如此情势，日军不可能不投鼠忌器。这样选择，恐怕也算一个技术原因吧？

“四行仓库保卫战”本身的过程并不复杂，其壮烈与英勇也不容置疑，毛主席也称其为“民族革命典型”。淞沪战端一开，在一场又一场的惨烈阻击战中，国军兵力损耗极为严重，以524团为例，其兵源早已更换数次，谢晋元接手四行仓库防务的时候，524团中骨干和老兵已经所剩无几，其兵力也只有400余人。后来对外宣称有800人，也不过是为了鼓舞士气，震慑日军。

谢晋元

从10月27日凌晨开始，524团在四行仓库坚守了4天4夜。这支孤军表现出极强的军事素养和卫国精神，气壮山河，惊天动地。中国军队退守苏州河南岸后，对上海市民心理上打击很大，民众普遍沮丧绝望，此时孤军们的坚守重新振奋了军民的抗日斗志。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四行仓库往东与租界仅隔一路，往南与租界仅隔一河，在上海的外国人士均亲眼目睹了孤军殊死抗战的场面，通过媒体的报道，将中国战士坚强不屈的形象传播到世界。

同样是出于抗战英雄主义的建构需要，在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个女英雄杨惠敏冒死给四行仓库守军献国旗的事件。经过相关学者考证，对这件事也进行了史实的厘正。在10月28日下午，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队医疗组的杨惠敏应第88师之请往四行仓库献国旗一面，该旗在傍晚时分升起在四行仓库的上空，但大概是因为这次所献之国旗比较小，不够醒目，所以在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之间再次送进“巨大国旗二面”。加上28日上午杨惠敏曾进入四行仓库送信，这样，她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曾三次进入四行仓库，但这三次中没有一次是泅水渡过苏州河，都是通过租界进去的。

杨惠敏

当然无论杨惠敏是自发还是由组织安排献旗，是泅水渡过苏州河还是通过租界献旗，她的爱国精神和行动都将铭记在中华民族之史册，曾经作为中华民族抗战标志物的旗帜也理应被历史性地尊重。

献旗事件确实起到极大的作用，当时的上海华界、闸北地区早已全是日本的旭日旗，但是10月29日早晨，一面中国国旗却在四行仓库冉冉升起。处于绝望中的上海人看到这一情景时，不禁都“雀跃万分，拍掌欢呼”，苏州河南岸的中国人看到这面旗帜都感动流泪。媒体也对这件事进行了充分的报道和渲染，四行仓库国旗飘扬就意味着“中国战士还在闸北，与国土国旗同在”，飘扬于四行仓库屋顶之国旗，“实为我大中华民族国魂之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