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尼采的哲学贡献（2）

二、尼采的哲学观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哲学的使命是追求最高真理。什么是最高真理呢？在他们看来，我们凭感官接触到的只是世界的现象，在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世界的本质，这个本质“客观地”存在在那里，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它就是哲学要凭理性思维来把握的最高真理。在尼采以前，已经有一些哲学家对这种经典的哲学观提出了否定。其中，康德的否定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相当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一点：即使世界真有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认识它。这就等于证明了两千年来哲学为自己规定的使命是错误的，因此，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对于哲学究竟应该和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发生了空前的困惑。

尼采也是如此。他曾经谈到，每一个以康德哲学为出发点的思想家，只要同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架思维机器，就会不堪忍受一种痛苦，便是对真理的绝望。正是在这样的绝望中，他要为哲学寻找一个正确的使命。他的结论是，哲学仍然应该和能够追求最高真理，但这个最高真理不是世界的那个所谓“客观”本质，而是生命的意义，哲学的使命是给生命的意义一种解释。哲学仍可对世界作出某种整体性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实质上还是对生命意义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本质的揭示。

尼采之形成这样一种哲学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叔本华的影响。他在上大学时读到了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为震动。叔本华在这部著作中陈述了一种极其悲观的哲学，大意是说：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意志客体化为表象，包括我们的个体生命。意志是盲目的生命冲动，表现在个体生命身上就是欲望。欲望等于欠缺，欠缺等于痛苦，而欲望满足了又会感到无聊，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同时，个体生命作为表象是虚无的，人生就像吹肥皂泡一样想越吹越大，但最终都要破灭。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自觉否定生命意志，其方式是绝育、自杀、涅槃等等。尼采自小就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疑问，读这本书时就感到异常兴奋，觉得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照出了世界、人生的真相和他自己的心境，好像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他认为，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站在人生之画前面，把它的全部画意解释给我们听，而别的哲学家只是详析画画用的画布和颜料，在枝节方面发表意见。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每一种伟大的哲学应该说的话是：“这就是人生之画的全景，从这里来寻求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吧。”他还认为，自然产生哲学家的用意就是“要给人类的生存一种解释和意义”。后来他否定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对哲学之使命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坚信哲学理应对人生整体提供一种解释，只是这种解释不能像叔本华那样是否定人生的，而应该是肯定人生的。

尼采的哲学观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哲学不是纯学术。他认为，既然哲学问题都关系到人生的根本，那么，当然就没有一个是纯学术的。他常常将哲学家与学者进行对比。首先，学者的天性是扭曲的，一辈子坐在墨水瓶前，弯着腰，头垂在纸上，在书斋沉重的天花板下过着压抑的生活，长成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驼背。他们一旦占有一门学问，便被这门学问所占有了，在一个小角落里畸形地生长，成为专业的牺牲品。这样的人自己的人生已经无意义，怎能去探索和创造人生的意义呢？相反，哲学家的天性是健康的，应该在辽阔的天空下生活和思考。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这样，所以有廊下、花园、逍遥学派之类的称呼。其次，哲学家是热情真诚的，关心生命意义甚于生命本身，思考哲学问题如同它们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一般，耳边仿佛响着一个声音：“认识吧，否则你就灭亡！”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感情投入其中，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和最严重的责任中，从痛苦中分娩出思想。学者却是冷漠的，以一种貌似客观的态度从事研究。最后，哲学家有创造性，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上的事物，自己也是世界上一个全新的事物。他所要求得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真理，而非所谓抽象的一般的真理。学者没有创造性，他们勤勉，耐心，能力和需要都平庸适度，一点一滴搜集现成的结论，靠别人的思想度日。尼采对他们极尽挖苦之能事，说他们是不育的老处女，在缝织精神的袜子，说他们宛如好钟表，只要及时上弦，就能准确报时。他还说，假如真理是一个女子，他们用一本正经、死死纠缠的方式追求，怎能讨得这个女子的欢心呢。总之，尼采认为，要做哲学家，首先就必须做一个真实的人。

尼采的哲学观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哲学是非政治的。二十世纪对尼采的最大误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狂人，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所有哲学概念，例如把权力意志理解为强权政治，把超人理解为种族主义。尼采生活在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时期，事实上，他对俾斯麦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当时笼罩德国的民族主义持极其鲜明的反对立场，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并且一再指出：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民族心灵上的毒疮，政治狂热使德国人精神堕落，文化衰败。在他看来，哲学探究的是生命意义、存在、精神生活问题，世界和人生的最高真理，政治处理的是党派、阶级、民族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层面，因此绝不能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哲学问题。他还认为，权力和职业是败坏哲学的两个因素，国家出钱养一批学院哲学家必然会导致哲学变质。由此他提出，应该取消国家对哲学（不论哪种哲学）的保护和判决，禁止以哲学为职业。他推崇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称他们为“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因为他们蔑视权力，也不靠哲学来谋生，而是把哲学思考当作目的本身，当作他们处世做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