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5：柳鸣九 | 如果可以选择，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们接着讲加缪的《局外人》。

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任何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都会在作品整体中起这种或那种作用，给作品带来这种或那种效果，剩下来还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是属于何种性质、何种类别。

我们已经指出，默尔索这个人物与传统文学中的人物颇为不同，似乎属于“另类”，甚至可以说，他身上那种全然不在乎、全然无所谓的生活态度，在充满了各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的现代社会中，似乎是不可能有的。于是，对这个人物仔细加以观照时，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人物的现实性如何，典型性又如何？

在入世、进取心强的人看来，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说得好一点，是随和温顺、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实在；说得不好一点，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作风散漫、放浪形骸，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总而言之是现代社会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加缪几乎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人物的。

塞莱斯特在法庭上作证时把默尔索称为“男子汉”、“不说废话的人”，这个情节就反映出了加缪的态度。 后来，加缪又在《局外人》英译本的序言中，对这个人物做出一连串的赞词：“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

加缪对这个人物可谓是爱护备至，他还针对批评家称这个人物为“无动于衷”一事这样说：“说他‘无动于衷’，这措词不当”，说他“‘善良宽和’则更为确切”。在加缪自己对这个人物做了这些肯定之后， 我们再来论证这个人物反面的积极性，就纯系多余了。

默尔索这个人物不仅得到加缪的理性肯定，而且对加缪来说在感情上也是亲近亲切的，他是加缪以他身边的不止一个朋友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其中还融入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受与体验。根据加缪的好友罗杰・格勒尼埃所写的加缪评传中的记叙，默尔索这个人物身上主要有两个人的影子：

一个是巴斯卡尔・比阿，另一个是被他称为皮埃尔的朋友，而两个朋友身上的共同特点都是“绝望”。

巴斯卡尔・比阿是来自巴黎的职业记者，当时在阿尔及尔主持《阿尔及尔共和报》，是加缪的领路人与顶头上司，他酷爱文学，富于才情， 在诗歌创作上颇有成绩，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包括不那么高尚的职业如出盗版书等；他具有独特的精神与人格，自外于时俗，轻视现实利益与声名功利，只求忠于自己，自得其乐，有那么一点超凡脱俗的味道；关于默尔索的另一个原型皮埃尔，加缪曾经这样说：“在他身上，放浪淫逸，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可见加缪对这两个原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便是“虚无”、“绝望”。

从成分结构与定性分析来看，虚无、绝望、陌生感、异己感，所有这些正是 20 世纪“荒诞”这一个总的哲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从法国 20 世纪文学的走脉来看，马尔罗、加缪们又都曾受到巴斯卡尔・比阿这样一个作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影响，并且以“荒诞”哲理为经纬形成了一个脉络，在这个脉络、这个族群中，《局外人》显然算是一个亮点，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应该注意，1940 年 5 月《局外人》一完稿，加缪只隔 4 个月就开始写他的《西西弗神话》，并且 4 个月后，也就是于 1941 年 2 月即完成了这一部名著。《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同属加缪的前期创作，两者的创作仅相隔几个月，一个是形象描绘，一个是哲理概括，两者的血肉联系 是不言而喻的。从哲理内涵来说，《局外人》显然是属于《西西弗神话》的范畴，在默尔索这个颇为费解的人物身上，正可以看见《西西弗神话》中的某些思绪。

在这方面，《局外人》最后一章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十分精彩地写出了默尔索最后拒绝忏悔、拒绝皈依上帝而与神父进行的对抗与辩论，在这里，他求生的愿望、刑前的绝望、对司法不公正的愤愤不平、对死亡的达观与无奈、对宗教谎言的轻蔑、对眼前这位神父的厌烦以及长久监禁生活所郁积起来的焦躁都混合在一起，像火山一样爆发，迸射出像熔岩一样灼热的语言之流，使人得以看到他平时那冷漠的“地壳”下的“地核”状态。

他的“地核”也许有不少成分，但最主要的就是一种看透了一切的彻悟意识。他看透了宗教的虚妄性与神职人员的诱导伎俩，他的思想与其说是认定“上帝已经死亡”，不如说是认定它“纯属虚构”，“世人的痛苦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不存在的救世主”。 他也看透了整个的人生，他认识到“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判处死刑，幸免不了”；他喊出的这句话几乎跟巴斯喀在《思想集》中、马尔罗在《西方的诱惑》中关于人的生存荒诞性的思想如出一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所见所闻，深知“世人活着不胜其烦”，“几千年来活法都是这个样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有清醒的意识；他甚至质问道：“他这个也判了死刑的神父，他懂吗？”

有了这样的认知，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但他却“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判死刑”，于是，默尔索在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又面临着人类世俗与社会意识形态荒诞的致命压力。这是他双重悲剧的要害。

不可否认，默尔索整个的存在状况与全部的意义仅限于感受、认知与彻悟，他毕竟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无为的形象。思想的发展使加缪在 5 年后（1946 年）的长篇小说《鼠疫》里，让一群积极的、行动的、有为的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写出他们对命运、对荒诞、对恶的抗争。而且加缪又紧接着于 1950 年完成了他另一部哲理巨著《反抗者》，阐述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中、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个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成为法国 20 世纪精神领域里与萨特的“存在——自我选择”哲理、马尔罗的“人的状况——超越”哲理交相辉映的三大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