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红豆》2 | 李丹梦：包办婚姻也能诗意浪漫

今日金句 

今日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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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丹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闻一多的著名爱情组诗《红豆》。

闻一多的名字是跟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1899年出生于湖北浠水县，新月派（亦称为新格律派）的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暗杀进步人士的卑劣行径。会后他遭特务伏击，不幸遇难，年仅47岁。闻一多的生命定格在那个拍案而起、横眉冷对的身影上，包括那掷地有声的叱问与自白：“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据说闻一多是文天祥的后裔，这在闻家族谱中得到了证实。虽然并非直系的，但也算锦上添花的发现了。

在闻一多这里，爱国竟然有血统的支持，这简直就像关于爱国英雄的完美神话。爱国、斗士，成为我们切入和理解闻一多的关键词，这并不错，但多少有些以偏概全，舍本逐末。在人格的基本层面上看，闻一多并非单纯的斗士，而要矛盾复杂些。他的人生经历也证实了这点。闻一多真正从政的时间很短，从他1944年加入民盟算起，大概只有三四年光景。这总体是个书斋内的诗人与学者。而闻一多的特别处可爱处，也恰恰在于他扭转了我们对所谓爱国诗人的刻板印象。

闻一多的爱国，与其说是后天教育引导的结果，不如说是源于生命的冲动与本能需要。简单讲，这是个为爱而生的人。闻一多曾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爱他的家庭”，这里的“天赋”不是名词，而是一个主谓结构的动词，即“老天赋予的”。其中隐含着诗人对自身存在和命运的感知与领悟。换言之，是命运，是老天让我去爱的，我只能如此。就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样。闻一多觉得自己就像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时时能感受到岩浆在地下奔突涌动时那种火烧的灼痛。沈从文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爱国也需要生命，唯有生命力充盈的人才能爱国。这话完全可用到闻一多身上。他的爱国饱含着生命的热度，爱国甚至已成为闻一多生命律动、脉搏的表现，那么真切自然。

朱自清称闻一多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也是从生命存在的层面来讲的，这是极高的评价了。朱自清绝非阿谀之人，他说闻一多写诗虽然看上去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释放多些，但他的诗总体不失为“情诗”。这实在是难得的知己之论。我们把这话还可扩大些，可以说，闻一多的爱国、爱民都是他个人 “爱情”的部分。闻一多曾讲过：“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而由观念、思想推动的情感在级别上要相对低些。对闻一多而言，只有把对国家、民族的感情酝酿、升华为爱情，才是真实、真诚，够味的，也才会出现“最后一次演讲”的从容壮烈、浓墨重彩。这从他的爱情组诗《红豆》就已体现出来，《红豆》中爱的生发运作跟他爱国爱民的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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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一共包含42首诗，它们写于1923年，那时闻一多刚到美国留学不久。《红豆》是写给自己的新婚妻子高孝贞的。从红豆的题目与意象来看，这组诗应该与爱情有关。红豆在民间又称相思豆，它赤色如珊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红豆常被作为男女相思的象征。王维的著名绝句就是一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极致，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闻一多的《红豆》组诗也可链接到这一古今繁衍的“红豆-相思”的中华抒情范式中。这从诗歌的开头就已显现了：“红豆似的相思啊！/一粒粒的/坠进生命底磁坛里了……/听他跳激底音声，/这般凄楚！/这般清切！”

闻一多做诗有个特点，他选择的意象、譬喻大多和传统有关，除了红豆外，还有红烛、鲛人、女娲、古瑟等等。从红豆这样的传统公共意象落笔，切入个人情思的书写，这在闻一多完全是手到擒来、如数家珍的举动，他的诗歌由此带上了浓郁的中国个性，中国“声音”，而他本人亦像传统化育的精灵。在闻一多的做诗、为人中，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中华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努力与阵痛。

《红豆》组诗的书写有个特殊的前提，它并非通常的小别胜新婚的夫妻间的相思，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但闻一多在《红豆》中的炽烈思念偏偏建立在强扭的瓜上：闻一多与高孝贞的结合，属于不折不扣的包办婚姻。高孝真是闻一多的姨表妹，两人在婚前仅见过一面。他们的婚事是在闻一多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决定的，那年闻一多13岁，高孝真只有9岁。闻家原是个较为开明的家庭，但在传宗接代的大事上，还是选择了旧时习俗。1922年，也就是闻一多出国的前一年，父亲担心儿子这一去心野了，再也拴不住，便采取了“逼婚”策略，要求儿子先完婚，后出国。闻一多本不愿如此草率地结婚，但拗不过父母与孝道的观念而最终屈从。突如其来的小家庭让闻一多的情绪一度低落到极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宣告：“情的生活已经完了”，“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以上帝为父母，以人类为弟兄罢”，“浪漫‘性’我诚有的，浪漫‘力’却不是我有的。”

新婚5个月后，闻一多赴美留学。让人诧异的是他一路情书不绝，父亲担心儿女情长会耽搁他的学业，将信件悄悄没收了。闻一多得不到妻子的回音，忍无可忍。他在信中写道：“你死了么？”这时高孝贞方以实情告之。1923年寒假，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世了。闻一多闻讯后，奋战五昼夜做了近五十首诗。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红豆》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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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红豆》并不困难，因为闻一多写得太真了，他几乎要把心掏出来给你看，那是和盘托出的透明与灼热。即使文墨不精的鲁钝之人也由不得你不感动，就像《红豆十四》中他对妻子的倾诉那般。当时的高孝贞识字不多，闻一多写道：“我把这些诗寄给你了，/这些字你若不全认识，/那也不要紧，/你可以用手指轻轻摩着他们，/像医生按着病人的脉/，你也许可以试出，/他们紧张地跳着，/同你心跳的节奏一般。”闻一多认为，真正的诗是超文字的，那种全部倚靠文字来传达的诗情，实在太普通、俗气了。而他的诗是直接由自己那颗赤裸裸的爱心凝结成的，只要心与心相通，就能领悟诗意，这时候，不识字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对妻子和婚姻的态度，闻一多为何会发生180度的转弯？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在美国的孤独、文化隔阂所致，也有人说是孩子的激发，既然生米已做成了熟饭……这些经验的推测都不无道理，但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在闻一多爱情的生发机制上。闻一多说他是没有爆发的火山，那么他胸中奔涌的爱的能量究竟该投注在哪个目标，哪个人身上，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说得更直截了当点，爱的对象到底如何选择？这是闻一多个人的首要与根本问题。像闻一多这样的火山型人格弄不好很容易成为讨人嫌的滥情狂，或者变作极具破坏力的危险人物、极端分子，因为爱的背后、与爱连带而来的就是恨，是强烈的排他性。如今世界很不太平，有相当多的恐怖分子都是怀着爱的名义、被爱怂恿着，去实施暗杀、爆炸类的极端行动。

但闻一多没有，朋友们普遍反映，这是个天真、热烈的人，可闻一多决计没有杀伤力，更不会背后耍阴招使绊子。虽然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显得马虎随意，但大是大非上闻一多向来拿捏得很准。以爱情为例，好友梁实秋曾这样形容闻一多：在男女关系上，一多的表现既热情似火，又战战兢兢。可见这是个相当自律的人，绝非到处留情的花花公子。就闻一多而言，爱的前提，是对象选择的正当性，它不能违背和超越伦理的规范。这是一个纯真浪漫的诗人与传统君子浑然融合的现代人形象，当认定对象的正当性后，哪怕最初它跟自己的喜好不符，哪怕它一度让自己觉得痛苦难熬，爱的岩浆也最终会喷薄而出。

我们可以把闻一多的婚恋与他的诗歌追求对照参看，二者存在极大的共通性、互文性。西方人倾向于把做文与做人区分开来，做文章要么是出于知识的积累与趣味，要么是为了实践作家的白日梦，一种纯粹虚构的快乐。而中国人则倾向于把做人与做文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觉得心安，感觉真诚靠谱、表里如一。闻一多尤其如此。前面说过，闻一多是新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新格律诗，顾名思义就是要在白话诗的书写中重新引入格律，包括节奏、诗形的规范等等。

中国曾是律诗大国，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构想和倡导中带有鲜明的传统和古典趣味。格律对他来说，绝非单纯的形式技巧、审美追求，它跟闻一多现实生活中伦理化人性自律和理想是密切联系、互为因果的。诗歌对格律的遵循，正如人对伦理的恪守，二者彼此呼应。在闻一多笔下，你看不到那种放肆露骨的书写抒情，即使写蜜月中妻子，也不过是“你午睡醒来，/脸上印着红凹的簟纹，/怕是链子锁着的，/梦魂儿罢？”（《红豆三十八》）这是乐而不淫、是含蓄克己的君子做派与诗风，是虽然疼痛却不乏充实崇高的生存与快感方式。闻一多曾把新格律诗的书写比喻为戴着镣铐起舞，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起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人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人才感觉格律的束缚。真正的诗人，格律是他表现的利器。只有接受格律的塑造与锻打，诗情的爆发才具有不可遏制的力度和真诚的感染性。 

由此反观闻一多对高孝真的态度，那俨然是首荡气回肠的人生格律诗。正是在包办婚姻的严苛的“格律”中，闻一多谱写了他真挚的爱情与恒久的相思：“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么看也看不出团栾二字。”“有两样东西，/我总想撇开，/却又总舍不得：/我的生命，/同为了爱人儿的相思。”把“相思”同生命相提并论，自是为突出这种情感在内心深处的珍贵地位，这多少有些宿命的意味。人的生命是与身俱来的，相思也如此么？莫非从我降生的那一刻，就注定这辈子我都要恋着你？虽然你并非完美的女子，虽然中国已非昔日那个强大的中华，但除了你们，叫我还能思念谁？爱你，也是勇敢接受我的命运。

联想到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依旧坦然走上讲台。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闻一多完成了他人生最后一首格律诗。在人人畏惧的痛楚的死亡格律中，闻一多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爱国“情诗”。从妻子的角度看，可能会有点怪闻一多，怎么就不再考虑考虑呢？为什么明知会饮弹当场还要作此说？太多的应当，太多的理由，太多的“诗”！凭青翼，问消息。花谢春归，几时来得。忆、忆、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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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红豆》集，我们对《红豆》组诗的喜爱，跟闻一多的人格魅力分不开。《红豆》让我们走近了闻一多，有时候真分不清究竟是《红豆》的诗感染了你，还是闻一多的人让你心动。透过《红豆》，一个光风霁月、深情缱绻的闻一多，跃然纸上：

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我们是鞭丝抽散的离侣，/万能的鞭丝啊！/叫我们赞颂吗？/还是诅咒呢？

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如今我虽带着瘿肿的疤痕，/却开出从来没开过的花儿了。

诗中并未回避包办婚姻的尴尬，“鞭丝抽拢的伙伴”与强行嫁接的性爱花儿，便是这难堪、困惑的提示，也惟其如此，方显出相思眷顾、彼此体认的可贵。作者甚至连彼此间因教育程度不同而可能造成的隔阂、亦坦白道出：“哦，脑子啊！/刻着虫书鸟篆的/一块妖魔的石头，/是我佩刀底砺石，/也是我爱河里的礁石，/爱人儿啊！/这又是我俩之间的界石头！”这既是自省，也是对爱人的忏悔。《红豆》里没有惯常的抱怨与自怜，它应该可以看作是闻一多对夫妻情感的精心培养与呵护吧。

可补充的是，早在蜜月期间，就在连红喜字还未拆掉的新房里，闻一多完成了他青年时代极富才情的一篇诗论《律诗底研究》。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冷落了新娘，但恐怕也是闻一多力图接受高孝贞的自我调节与暗示。一面是让人憋屈的包办婚姻，一面是对诗歌格律的营造。也许从那时起，闻一多已在有意无意地构想和实践他与高孝真之间的格律化爱情了。就此而言，他在美国时对妻子的相思并不突兀。

闻一多与高孝贞后来感情甚好，他们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美好典范。婚后，闻一多提出了许多“诗化吾家庭”的主张，高孝贞则夫唱妇随。四十年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由于物价飞涨，他决心戒烟，高孝贞坚决不答应，她说：“你又没什么别的嗜好，就是喝口茶，抽根烟。平时已经这么辛苦了，为什么还要克扣自己。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钱、茶钱省下来。”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烟叶卷成的旱烟，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便从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中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很满意，常常自豪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不错啊！”

这类相濡以沫的事情还有很多，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了。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闻一多1937年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当时“七七事变”刚爆发不久，身在北平的闻一多挂念到武昌省亲的妻子，故有此信。他写道：

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魄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我亲爱的妹妹，你在哪里？你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

对此信，梁实秋这样评说：“显然这已不像是一位诗人写的信了，它是一个平凡男子写给他平凡妻子的信，很平庸很真挚。”在我看来，这亦可视为另一版本的《红豆》，虽然不及《红豆》华彩靓丽，但相思依旧。那是经历了无数的诗、无数华彩之后方才挣得的“简单”与“平凡”，最初的包办“格律”已全然被内化、忘却了。

回首当初的结合，蓦地升起一种传奇之感。谁能想到，我的真命天子竟然以如此戏剧、让人纠结的方式露面了。在掀起红盖帕的一刹那，我在伊耳边问道：“认得我吗？”——这是《红豆三十六》中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