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的距离-理想主义的绝唱（2）

二

吴宓的哲学观点并不复杂，大致袭用了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把世界划分为本体界和现象界的模式。他爱用的表述是“一”与“多”。事实上，不论古今东西，凡具形而上性质的宇宙观都不脱这二分的模式。但是，正如吴宓所说∶“每人必须在自己的灵魂中重建哲学的真理。”在他的灵魂中，这个“一”与“多”的公式的确经过了重建，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了他据以建立自己的全部人生观的基石。

至少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立足于世界二分模式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呈现出了崩溃之势，遭到了许多思想家的批判。如此看来，吴宓在哲学上似乎是一个落伍者。然而，问题在于，世界二分模式不只是逻辑虚构物，它在人性中有着深刻的根源。如果人类站在尘世不再仰望头顶的星空，沉缅于物欲不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人类会是什么样子？摆脱了对绝对之物的形而上追问，哲学又会是什么样子？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不是也在盼望“超人”诞生吗？

吴宓正是站在价值论立场上来运用世界的二分模式的。在他那里，“一”的真正含义是指绝对精神价值，“多”的真正含义是指现实世界和社会中的相对价值。与此相对应，便有两种人生。一种是永生、理想的人生，即守住“多”中之“一”，修“天爵”，追求仁义忠信。另一种是浮生、世俗的人生，即自溺于“多”而遗忘“一”，修“人爵”，追求功名富贵。他向往的是前者，自云兼识“一”与“多”，且知“一”存在于“多”之中，但“宓之态度及致力之趋向”则注重于“一”，所以“宓之总态度可名为理想主义”，而“其它名词或派别均不足以代表宓”。

理想主义(idealism)一词可有二义。一是与实利主义(materialism)相对立，指注重精神生活达到价值，视精神生活的满足为人生真正幸福之所在。二是与虚无主义(nihilism)相对立，指信仰某种绝对价值，这种信仰与对某宗教某学说的信奉并无必然联系，一个不是任何教条的信徒的人仍可有执著的精神追求。说到底，理想主义是一种精神素质，凡具此素质的人，必孜孜以求“一”，无论是否求得，都仍是理想主义者。

在吴宓身上就有这样的精神素质，他之成为理想主义者，实出于天性不得不然。他必须相信“浮象”中有“至理”，“世间有绝对之善恶是非美丑”，藉此信念，他才感到“虽在横流之中，而犹可得一立足点”，“虽当抑郁懊丧之极，而精神上犹有一线之希望”。(《我之人生观》，《学衡》第十六期)吴宓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不止一次指出∶“学术思想之淆乱，精神之迷离 痛苦，群情之危疑惶骇，激切鼓荡，信仰之全失，正当之人生观之不易取得，此非特吾国今日之征象，盖亦全世之所同也。”(《我之人生观》)“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仅中国。”(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第70页)正是痛感这“博放之世”的“偏于多”，他才力主“须趋重一以救其失”，亟欲为自己也为国人“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第62页)

本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各种社会变革思潮迭起，不外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端。然而，富国强兵也罢，共产平权也罢，着眼点均在政治和经济的改造。一切社会运动都不涉及绝对价值的问题，不能为精神提供形而上层次的信仰。吴宓认为，“社会改革者的失误”在于试图由“多”达到“一”，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情况也许正好相反，无论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还是文人下海，结果都是精神的贫困化。在任何时代，智者的使命都在于超越社会潮流而关注人类精神的走向，灵魂的寻求都是每个人必须独立完成的事情。

在一个普遍重实利、轻理想的时代，像吴宓这样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难免会感觉孤独的痛苦。但他毫不动摇，“甘为时代之落伍者”。(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第69页)在孤独中，他用孟子的穷达之论自勉。他运用“一”与“多”的理论，对这个命题有独到的发挥。他指出，首先，这个命题指的是“一”，而非“多”。“独善”和“兼善”是“对同一个人的品质的描述，而非供人选择的不同(例如两种)生活”。事实上，贯穿于两者之中的是同样的理想主义精神。其次，“独善”是“原初意向”、“真正目的”，“兼善”则是“自然后果”、“始所未料的结果”。我很赞赏他的这个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进程往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以拯救天下为己任，这大约是来自集学与仕于一身的儒家传统吧。然而，依我之见，或许至少应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妨超脱些，和社会进程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在历史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开阔视野中看社会进程。也就是说，首先要自救，在躁动中保持静观沉思，在芸芸众生中做智者(而不是导师或领袖)，守护好人类和人生的那些永恒的基本价值。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制约作用，至少会对人类的精神走向产生良好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自救就是救世，独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即使收不到也无憾，因为对于智者来说，独善却是性之必然，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