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8.伏尔泰

伏尔泰，生于1694年，卒于1778年，法国启蒙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他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文】
现代人一般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历史事件，就会发现这与事实恰恰相反。
《旧约》中大大小小的先知们都曾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师。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完全知道精心布置宣传活动的巨大价值。基督教特别看重性格谦卑这种特质，赞美那些精神谦卑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之所以现在能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正是因为当初得力的宣传。
我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善于做大量宣传的伟大的学者伏尔泰。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大发豪情，他说：“没有王权有什么关系？我有笔。”他说得没错。他有笔，他有许多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用坏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普通作家用坏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匠，孤军奋战，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写的文章也比作家协会的所有作家写的还要多。他在肮脏的乡村酒馆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的客房里创作了无数的六韵步诗。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里的破地板上丢满了稿纸。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皇家客房的地毯上。他用过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
不过他之所以成为本书的一章，并不是因为他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论文以及物理论文，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位诗人写得更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并不可靠，也很枯燥，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也并不比我们在星期日报上读到的东西好多少。
但他勇敢坚韧，是一切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极端的年代，一方面，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另一方面，大批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想要创造新的太平盛世，但这个理想的盛世没有基础，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伏尔泰出身中产阶级的上层。他的父亲为许多豪门贵族做事，负责管理他们的法律和财务事宜，因此年轻的伏尔泰习惯接触比自己家境更好的阶层，这在他后来的生活中让他有了超过大多数文学对手的优势。
伏尔泰的父亲阿鲁埃早就发现小儿子是个难以管束的人。为此他把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韵步诗、并用斯巴达式的纪律管理自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在他身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让这个长着长腿的学生在已经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语言上都得到了扎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发现不可能根除这个孩子某种“古怪”的才能。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与众不同。
父亲阿鲁埃充分意识到儿子所冒的风险。在儿子离开耶稣教会学校后,他找一位朋友帮忙，在海牙的法国公使馆为伏尔泰谋得一个秘书的职位。当时荷兰的首都和现在一样，枯燥无聊得出奇。由于无聊，伏尔泰开始和一个容貌平平的女孩谈起了恋爱。女孩的母亲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人，就赶忙找到法国公使，请求他趁着全城都还不知道这件“丑闻”时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公使自己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不想再找麻烦。他匆忙地把自己的秘书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马车，伏尔泰就这样丢了工作，又回到了父亲那里。
在这种紧急时刻，阿鲁埃凭借父亲的权威，把儿子从塞纳河的花花世界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住上一年。
在乡下，他天天有二十四小时的闲暇时间，伏尔泰开始非常认真地钻研文学并且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在呼吸了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过了让他受益匪浅的单调生活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以弥补自己浪费的时间。
摄政王是个讨厌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分，但是他可一点都不喜欢伏尔泰这样让他公然丢脸。于是后来创作的文章让伏尔泰再度被流放，最后还不得不在巴士底狱被关上了一段时间。但是位于巴黎中心的孤单牢房正好给伏尔泰认真工作的机会,到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上演后都非常成功。这不仅让他赚了一笔钱，也让他获得了“会说俏皮话”这么个名声。
1725 年，伏尔泰对古老但无作为的德·罗兰家族开了几句玩笑，德·罗兰骑士觉得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决心要报复。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随从。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共进晚餐，有人告诉他说外面有人找他。他到了门口，就被德·罗兰骑士的随从们狠揍了一顿。这件事第二天在城里不胫而走,鼻青眼肿、头上缠着绷带的他成了大众评论杂志再好不过的话题。他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伏尔泰先生派见证人到骑士那里下了战书，准备与对方殊死决斗。
可是，等到决斗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再次被送进监狱。罗兰这个无赖把这场决斗报告给了警察，于是斗志昂扬的作家被拘留了。释放后，有人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船票。
伏尔泰在伦敦住了整整四年。1729 年，伏尔泰回到法国。他努力地工作，非常高产。他写了一系列内容广博而又流传广泛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到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独步文坛的大家了。
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最伟大的造物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伏尔泰一生都为此感到愤怒。他痛恨各种形式的愚蠢行为。他把大部分怒火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总是威胁要摧毁这个敌人。这个所谓的“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群氓”。这些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独立思考。伏尔泰晚年醉心于摧毁或至少推翻这台机器。法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实际上也是出了力，因为提供了大量的法律丑闻，着实帮了伏尔泰的大忙。每一次，伏尔泰采取的进攻方式都让法庭无法抵抗。结果，敌人对他只能是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