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姚大力 | “哥哥”的称呼竟然来自鲜卑语？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尊敬的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名家开讲·中国历史大变局》。

在上一节课里，我们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人口事件中的第一次，即“永嘉南渡”对南部中国人口分布格局与经济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五胡势力的深入，北半个中国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所谓“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再到北魏的继承王朝，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华北在二百六七十年间轮番经受了一系列北方少数民族（以下我们就把他们简称为北族）王朝的统治。他们的统治集团在建国前，都已经移入华夏地域的边界，又在一步一步介入华夏社会军事与政治斗争的过程里，深深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

这一段“渗透”的经历，在这些统治者们的行为与意识里刻下了极深的印记，所以研究者们有时把他们建立的政权概称为“渗透王朝”。这种渗透王朝在南北朝之后并未绝迹。唐朝后的五代里，除了开头和最后两个政权，中间三个都是由说突厥语的沙陀人建立的渗透王朝。

渗透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向华夏社会渗透的长期经历中，北族统治上层有充分与反复的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与位于汉地之外的、他们的原居地，以及与他们在原居地的亲缘群落日渐疏远，甚至断绝了联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根源意识淡化了，也丧失了独特的人力资源。如果把它们与我们以后将要说到的辽、金、元、清等政权相比，我们对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十六国里最早建国的匈奴人刘渊，就曾拜一个山西的儒生为师，跟他学习过《诗经》、《易经》和《尚书》。他还尤其喜爱《左传》，建立了北魏的鲜卑拓跋部，自认来自大兴安岭北段。可是仍然生活在那里的、与他们来自共同祖先的鲜卑部落，却被北魏统治者改名为“室韦”，被看成是与他们自己毫不相干的“夷狄”。这样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在蒙古人或满族统治的时代的；这两者都把留居在“后方”的同族看成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渗透王朝的统治者，在吸纳华夏文化，把它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政治与制度、文化资源方面，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远远超过十世纪之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然他们自认是与华夏人群不同的“夷狄”，但随着它们越来越“像”华夏政权，北族王朝的自信心也变得越来越强。

十六国时期，北族虽然都已经在华北建国，把南迁的东晋视为偏安之国，但仍然认为晋朝才是正统所在、天命所助。到了北魏前期，北族在自认是有异于华夏的夷狄的同时，又以中华自居，开始形成一种中华意识，而这种中华意识是摆脱了汉族中心的世界观的。再到孝文帝改革后，汉人与北族很快就日渐一日地演变为同为中华意识下的两个亚群体。

细心的听众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已经开始使用“汉人”这个名称了。的确，大概就是在北魏后期，当北族也被纳入“中华”的范围时，原来称为华夏的那个人群就逐渐用“汉人”来指代了。在统治者与被他统治的人口属于同一个民族时，王朝的名称可以用来指称王朝治理下的所有人，例如“秦人”、“晋人”等等。但在北族王朝时期，所谓“魏人”、“齐人”（这里是指北魏、北齐），乃至“国人”等等，都专指北族统治者而言。被统治的华北原居民，既不属于“魏人”或“齐人”，更没有资格成为国人，那么他们该如何称呼呢？“汉人”在这时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是指汉朝时民众的集体后裔。这个意义上的“汉人”的称呼，就是后世的汉族这个名称的来源。

进入华北腹地的不同人群与当地人群的互相融化，或者说叫做“涵化”（是三点水加一个函数的函），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正像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北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汉文化的浸润；与此同时，汉人也把源于北族文化的许多成分吸纳进汉文明之中。比如，汉人从前不坐椅子，只是跪坐，或者盘腿席地而坐，后来出现了“胡床”，就是从马扎演变而来的折叠椅，也是后世太师椅的原型。它是从北方游牧民那里学来的，从汉代已传入宫廷，在南北朝的汉人上层社会里已经非常流行。战国时为学骑射而改穿窄袖紧身的“胡服”，包括有裤腿的裤子在内。在这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又兴起一波穿“胡服”的浪潮。

北宋沈括早就在《梦溪笔谈》里总结说，“自北齐之后，中国衣冠全用胡制”，（也就是从北齐以后，中国人这里指的是汉人穿的衣服帽子，全是胡人的样式）。辛亥革命前，经学家刘师培写过一篇文章，从音乐、衣服、宫室器具、礼俗言文等四个方面论证“中国并不保存国粹”，其中很多例证，都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个时期有关。

比如说“魏晋以降，古乐衰微，而相杂以羌湖之音。”（魏晋以来，古代的音乐都衰弱了，而混杂进了少数民族的音乐），七七守丧的制度，始于北魏，北朝流行穿靴，而汉族朝仪后来也以穿靴为制度，诸如此类。鲜卑语称兄长为“啊嘎”，汉人用“哥”字来纪录它的声音。这个“哥”字的原意（我们今天认为“哥哥”的“哥”），这个“哥”它的原意是指唱歌的歌。因为被移用来用做兄长的同义词，所以后来只好又为唱歌的歌另造一个字，就是使用到今天的那个“哥”加一个“欠”这个歌字。

北朝后期的汉文化，与两三百年前十六国时期华北残破不堪的局面相比，获得了极大的改观。《洛阳伽蓝记》记录一位流亡北方的江南士人的话说，自晋宋以来，南方人一直还把洛阳想象成一片荒土，把长江以北全当作被夷狄破坏的地方。最近到洛阳一看，我才知道衣冠之家、名门大族都还在中原。礼仪的富丽与盛大，人物的层出不穷，让我眼花缭乱，一言难尽。对北方人难道还可以不加敬重吗？

北族既然和汉人在文化上互相融合，因此只能依靠统治地位的高低来维持民族身份的差异了。所以当隋唐的建立消除了北族的特殊政治地位时，进入腹地的北族后裔就迅速融入了北方的汉族之中。注解《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说，呜呼！自隋以后，华北著名一时的人物中，出于过去北族的子孙占了十分之六七，现在还要辨别他们是否真属于汉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南方汉人的情况也一样，也一样是吸收了很多南方土著的混合人群。汉族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对“永嘉南渡”的描述了。

关于后面两次北方人口的南下运动，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与宋朝靖康之难后的人口变迁，人们注意的较多的是后面那一次。不过前面一次现在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按《旧唐书》的记载，自从发生于755年的安史之乱后，中原变乱不断，像襄阳、邓州的百姓，开封、洛阳这两个京都的贵族，全部向南逃到湖南、湖北地区，所以荆州南部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十倍以上。《旧唐书》又说，在长江下游地区因为受到东、西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被叛军蹂躏的威胁，大户人家纷纷渡长江而南走避乱。

到达江西的北方移民，成为后来客家人的先驱人群，而有关“靖康之难”和宋金交替，我们都已经从“泥马渡江”、“岳母刺字”等说岳故事中感受过它沉重的历史分量。这里不必再细说。伴随宋政权的南移，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也结束了。中国史上“唐宋转折”的全部历史成果，正反映在南宋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高度繁荣之中。在下一节课里，我想把这两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结果合并在一起加以分析。那好，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节课。

这节课的题目是：你知道历史上有哪些受汉文化影响极深的少数民族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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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