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名师导读 | 《凯恩斯全集》译者 李井奎教授：凯恩斯与宏观经济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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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宏观经济学革命

李井奎

喜马拉雅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浙江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李井奎，也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作全编》的中文译者，受好友达飞的邀请，今天我来给大家聊一聊凯恩斯和他引导的宏观经济学革命。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和混乱之后，西欧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当时主导世界的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纷纷悲叹文明的衰落和即将灭亡。这种迷惘、失望和焦虑的情绪笼罩着西欧国家，人们迫切地渴望回到过去的繁荣和理性之中。但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错误的国际金融政策和国际关系路线，使得欧洲的经济一直处于低迷之中。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美国的经济一枝独秀。然而，美国表现出来的空前繁荣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庞大的工业利润进入了少数社会上层人士的口袋。这些人的巨额财富并没有投资到工厂，却流入了股票市场，带来了大牛市，最终这个巨大的危险泡沫爆破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终于在1929年爆发。正是这场大危机，催生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这就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引导的宏观经济学革命。

1883年，梅纳德•凯恩斯出生在英国剑桥，其父内维尔•凯恩斯毕生服务于剑桥大学，曾任剑桥大学教务主任。其母弗洛伦斯一生热心社会公共事务，曾担任剑桥市市长。1897年，凯恩斯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伊顿公学。在伊顿求学期间，凯恩斯是一名标准的模范生，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展现了非常杰出的数学能力和辩论才干。1902年，凯恩斯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剑桥大学的经历对凯恩斯的一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大学生活中他的思想开始真正地觉醒，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剑桥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求知氛围不断地触动凯恩斯的神经。当时任教于剑桥大学的哲学大师乔治•摩尔成为凯恩斯信仰的坚实奠基人。他的著作《伦理学原理》对凯恩斯影响甚巨，凯恩斯赞扬此书是一部令人拍案称奇的巨著，是这一学科中最伟大的著作。凯恩斯的信仰使他意识到，文明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和少数人意志之上的摇摇欲坠的大厦，只能以苛刻的法律和阴谋诡计才能维持下去。他也不准备尊重那些为制定生活秩序作出杰出贡献以及精心地保护这一秩序的前辈们。凯恩斯坚信自己是社会向善论的最后继承者和维护者，他相信人类的道德水平将会不断地进步，因为人类已经拥有了一批值得信赖的理性而正直的人们，他们在真理和客观标准的引导下，能够摆脱那些保守的观念，并且由此形成他们自己的信念和纯洁的动机。

在上本科三年级时，凯恩斯终于将数学彻底抛到了一边，开始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指导下学习经济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剑桥大学的关键性人物，出生于具有教会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1865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但当马歇尔准备着手研究经济学时，经济学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众多混乱的经济理论对当时的经济学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学科的科学基石面临崩溃。然而更大的冲击来自于经济学方法论上。它受到了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是社会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有限地解释人类的一些局部行为，对于其他更加复杂的行为则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来自德国的历史学派，他们相信每个时代都受制于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些规律只有通过历史的途径才能得到发现。

与此同时，经济学在道德上的权威性也一落千丈，许多社会人士强调如果基于古典经济学家自由放任学说而制定出来的社会政策必然会极大地破坏现有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甚至爆发革命。马歇尔下定决心要为这个正在失去控制的经济学界恢复它原有的秩序，他为自己定下了三项任务：第一是加强经济学的科学性；第二是恢复经济学应有的道德权威；第三是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这个学科上来。

经过23年的努力，马歇尔做到了。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集大成者，不仅成功地建立起了与古典经济学学说的连续性，而且使经济学变成一门可以测量动机的科学。他同时使经济学与资产阶级保持了道德上的一致性。因此当1890年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出版时立刻获得大西洋两岸众人的掌声，被认定为一本极具权威性的著作。马歇尔要吸引有独立见解和天分的优秀年轻人来学习经济学的目标最终也实现了，凯恩斯投身到了他的门下。

但最终，凯恩斯向父母报告了他的决定，放弃经济学荣誉学位的考试，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公务员的考试上。事实上凯恩斯确实一辈子也没有拿过经济学的学位。

1906年，凯恩斯进入英国印度事务部工作，并于1908年辞职，凯恩斯在印度事务部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仅仅只有两年，但是对他的职业前途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那里凯恩斯不但获得了关于一个政府部门如何行使其职能的知识，而且从他的上司处学会了关于印度货币卢比的处置问题，这些都为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研究教学以及他关于印度货币体系的写作和未来取得“皇家印度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的委员资格铺垫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述那些成就又为凯恩斯在英国政府那里带来了更大的声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出现危机时，凯恩斯被召去帮忙。1915年，他更被召进财政部，在那里他不再仅仅是个研究货币的经济学家，而是能把理论运用到行政管理上的能人。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然而随之而来的巴黎和会，使凯恩斯异常愤怒，从财政部挂冠辞职。他有感而发，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抗议之声。1919年12月12日，《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正式出版，它的出版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撼。这部优秀的论战性著作以它深刻的哲学思考、清新的行文风格、生动的叙事情节及凛然的权威态度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尽管这部作品的核心是对战争赔款问题的解析，但是它生动如实地塑造了巴黎和会的场景，对英、法、美三国政要的软弱无能进行了无情而严苛的讥讽。没有人再像凯恩斯那样如此旗帜鲜明地对巴黎和会上那种弄虚作假、撒谎欺骗的作风进行批判。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就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元气。1923年英国的失业率为10%，而且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个数字高居不下。当时的经济学界对于这样的现实毫无解决办法。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只要随着通货紧缩得到有效缓解，国际贸易恢复正常，那么失业率就会自然下降。因此凯恩斯也开始期待通过对货币理论与信贷周期变化的研究来设计出一种最优化的金融政策，从而使经济避免出现通货紧缩或者膨胀的状况。

1924年凯恩斯开始独立地写作《货币论》。经过6年的努力，《货币论》终于在1930年12月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面世。这部著作集合了凯恩斯在货币研究领域知识的大成。书中既有严格的定义，又进行了明确的分类；既不缺乏长篇的理论分析，也作了历史的回顾。凯恩斯为这部作品耗去了6年的时光，他或许一开始就希望该书将来能成为长期的理论标准。然而不幸的是，《货币论》放大了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局限性，又没能充分地发挥出他作为思想家的独创精神。因此这本论著自出版以来发行量远不及凯恩斯当初撰写时所设想得那么大。

尽管如此，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关于货币的思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货币论》的中心主题是一个国家的利率因为捍卫汇率的需要而被迫提高，同时生产商又不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得利润，从而整个经济陷入低就业率的水平。

这就是凯恩斯对于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失业难题所作的学术解释。他的理论建立在所谓投资与储蓄两者截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凯恩斯认为投资与储蓄的决策通常由社会中不同集团的人作出。储蓄提供投资所需要的全部金钱，旧有的经济理论坚信个人的储蓄会正常地转化为投资，从而使投资的总额与储蓄的总量相等。凯恩斯则确信此两者不一定要相等，只要投资超过储蓄，经济繁荣就将接踵而来。反之，如果储蓄出现过剩，经济必然出现萧条和大规模的失业。

这种持久的失业现象促使凯恩斯警觉到通货紧缩所产生的后果不仅仅只是暂时性，现有的经济理论可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在凯恩斯的巨作《通论》出版以前，经济学家们大多认同资本主义这台机器在自由放任的状况下运转得最好。1789年至1848年间爆发的工业革命被历史学家誉为人类历史自从创造了农业、文字及国家以来最巨大的转变。工业革命导致产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地飞速增长，一些人开始担忧它们的销路，希望政府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保证人们有足够的收入购买那些产品。一位名叫萨伊的法国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自信他所建立的理论已经妥善地解决了一个国家总体上产品出现剩余的难题。

萨伊认为，既然产品都是用产品来交换，当然不会出现所有产品同时过剩的现象，只可能发生某种产品的过剩。萨伊对此解释道，“某一种货物所以过剩……因为别的产品生产太少”，那么这种过剩产品在市场交换中，它的价格必然下降，导致生产商利润减少，同时产量过少的产品由于价格上涨而利润丰厚。这样一来，如果政府不横加干预，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机制就会自动发生作用，迅速地使各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趋于平衡，从而消除某些产品过剩的现象。

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萨伊因此认定：“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的利润也越大，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长。”他大力宣扬对外贸易自由的必要性，确信购买或输入外国货物决不会损害国内的产业。政府只有激励生产才是英明的政策，一旦实行刺激消费的政策便是愚蠢无知，原因在于其中的困难不是刺激民众的消费愿望，而是提供消费的手段。

尽管萨伊定律提出后不断受到来自马尔萨斯、马克思等人的挑战，但是它一直在经济学思想中处于统治地位，众多经济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个定律使得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为此推迟了几十年，直到凯恩斯在1936年《通论》出版才凸显出它的缺陷来。

1929年随着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的噩梦之中。然而凯恩斯却拒绝把这次经济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他不断对外强调目前的经济状况“只是让人生畏的一笔糊涂账，是过渡性的、不必要的混乱状态”。凯恩斯通过演讲告诉民众经济复苏的障碍不在于物质方面，而是在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的脑子里，也就是说，在于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判断能力和理念”。

1932年年初凯恩斯开始撰写他的著作《通论》。1932年到1933年凯恩斯在剑桥开始了他两个系列共八次的授课，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正式启动。

1936年2月4日《通论》正式出版，它立刻成为一部让读者着迷的著作，既简洁微妙，又艰涩深奥。它把对未来的预测与严格的科学方法良好地结合起来，展现了在就业不足条件下经济达到均衡状态的可能性。凯恩斯新理论的核心是关于社会总产出与社会总就业的理论，他是第一位从社会总产出的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这种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新看法是《通论》最有价值的遗产。

凯恩斯在书中阐明了一个基本的论点：就业有赖于有效需求。

所谓有效需求即指生产者对他们决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能够带来多少收入的预期值。凯恩斯相信：“如果财政部把纸币塞进旧瓶子里，把这些瓶子埋在废弃的矿井里的适当深度之下，用垃圾来把这些矿井填平，然后转交给私人企业，让它用久经考验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原则去挖掘这些瓶子……我们将没有任何失业。”

在《通论》的第3和第4部分，凯恩斯着重讨论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利息，因为这些变量决定了社会总产出和总就业的水平。凯恩斯发现消费相对于收入而言更加稳定，一旦消费成为定量，那么通过收入上升或者下降多少，就能消除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这是该部著作中对于政府政策制定最有用的内容，它向政府表明需要额外支出多少才能解决失业问题，或者减少多少才能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

《通论》第12章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凯恩斯革命的枢纽，凯恩斯一面批评资本主义，“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开发成为一种赌场的附加活动时，这种对经济的管理工作就做得很差劲”。另一方面，凯恩斯认为“对现代世界经济生活损害很大的是信心危机，而治疗这种危机的唯一激进的办法是使个人在消费掉自己的收入和订购某个特定资本商品生产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凯恩斯由此得出更加明确的结论，政府应当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凯恩斯这部划时代的巨作发行引发了一场经济学界的大论战，全世界的媒体对它都作了大量的评论。虽然人们各执一词，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忽视这部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2月19日，凯恩斯被任命为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英方董事，并为这两个组织的开幕活动积极作着准备。但是不幸的是，凯恩斯的身体不久就出现了问题。4月21日，凯恩斯因心脏病发作而辞世。

凯恩斯是英国爱德华时代的乐观主义者，他自信社会自动进步的过程会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让更多的人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以往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以为只要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对他们来说就是有益。然而凯恩斯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或许从凯恩斯的某种角度来看，经济学应当与伦理学携手并进。凯恩斯一生之所以转向经济理论的创造恰恰由于先前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其他在剑桥接受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受到经济学的吸引的主要原因是他渴望在未来能为改善这个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