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第二讲:两个新自由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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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吴晓波。

今天我们开讲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自由选择》。

 

一、弗里德曼的两个学术立场


在学术界,弗里德曼可以说是哈耶克的同行人。


在西方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之后,两大自由经济学家的旗手,一个是哈耶克,一个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学术上,弗里德曼有两个立场。

 

1.极度崇尚自由


他认为自由是人存在的唯一的健康的一种状态,他说,一个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两者都得不到,相反,一个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两者兼得。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


弗里德曼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就是应该由私有资本所主导的,而这个市场的最基本的环境就必须是自由的,没有管制的。那政府干什么呢?政府只扮演一个法律制定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它绝对不应该亲自下场来参与比赛。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2.极端警惕政府


他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得无害,政府才是导致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里根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引用过弗里德曼的这句话,他说,政府是造成市场不稳定的根源,所以政府应该垂拱而治,把市场配置的所有的能力都还给自由的市场经济。


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国货币史》,他研究了1867年到1960年美国货币的长期的历史。


这本书是美国经济学界中研究货币的一个入门级的殿堂作品。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因为市场的配置是自由的,政府不应该进行管制,所以在一个政府提供的商品(那个商品叫货币)。在货币的供给上,政府应该向市场宣布一个长期的货币的供应量,就告诉大家说,我每年打算印多少钱,这个预期必须被稳定。


大家知道,经济学界中,我们购买一个商品,无论是去买一个牛奶,无论是买一个股票或者买一辆汽车,或者买一个房子,它的背后都有一种预期。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种对未来经济的一种预期的管理,那么政府也有一种预期的管理能力。


当企业、个人和市场共存于商业世界的时候,那么弗里德曼认为说,政府应该是最稳定的那个锚,就是你要告诉大家说,我打算干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它的时间是多少周。那么在政府所有的供给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一个供给物,所以弗里德曼认为说,你必须要告诉每一个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你的货币供应量是多少。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在弗里德曼认为说,当政府的货币供应量是稳定的时候,那么市场对未来的判断就会稳定。但是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如果政府的货币供应量稳定,在长期做一个承诺的话,那么就有问题,政府缺乏调节市场的能力。政府的货币政策,政府的信贷政策就缺乏弹性,就变成一个钢板一块。那么当市场出现大型波动性行为的时候,政府就会束手无策。


所以弗里德曼的这个主张就跟凯恩斯主义形成了对立面,他把自己这个学派叫做“货币学派”,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小山头。


弗里德曼曾经说,在5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货币学派只是学术界的一个小小的人物,是凯恩斯主义的陪衬物。

 

二、“休克疗法”


在1973年,这个机会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被欧洲列强所分割的拉美地区,逐渐地实现了自己的独立。1970年代,智利有一个左翼政府,它的总统叫阿连德,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当总统以后试图在智利推行国有化的实验。


他的这个主张引起了美国和欧洲极大的恐惧,所以经常有很多政客去说服阿连德,说,你不能再在智利推行南斯拉夫、苏联这样的一个经济改革,你要走自由市场化的道路。


为了在智利的国内培养一些反对阿连德的势力,美国的一些基金干了一件事,在1970年前后,他们在智利的一些中学和大学选拔一些年轻人,给他们奖学金,让他们到芝加哥大学去读书。


这些人前后有一百多人,他们都成为了弗里德曼的学生,在芝加哥大学,他们接受了崇尚自由的制度经济学派的整体训练,这部分人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回到智利以后,他们就成为了在学术界反对阿连德的最中坚的一个力量。


在1973年9月11号的时候,智利的一个将军叫做皮诺切特,突然间发动了政变,他的军队围攻了总统府,要求阿连德下台。


阿连德是一个性情非常刚烈的人,他戴着一个钢盔,拿着一支冲锋枪,带着他的卫队。他说,我要用鲜血来捍卫我的理想和我的信仰,结果他在军队的交火中被当场击毙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智利政变。


就在9月11号的晚上,阿连德政府被推翻的几个小时后,那些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那帮芝加哥小子就开始干一件事,他们在印刷厂里印了那么厚的一本书,叫做《智利复兴经济计划》。


到了9月12号的中午,这么厚的一本经济计划书就被摆在了皮诺切特将军的办公桌上,他们跟皮诺切特说,我们智利要走向经济繁荣,必须要告别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实验,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向弗里德曼致敬,我们要走一条自由市场化的道路。


他们给智利经济开出了一个叫“休克疗法”的药方,主要就是三条。


第一,宣布所有的企业私有化;第二,政府全面地放松管制;第三,大规模地削减政府的支出。


这也是弗里德曼制度经济学最最重要的三个政策主张。


到了1975年的时候,弗里德曼觉得智利的改革已经一年半了,所以他需要去智利给他的学生们打打气。1975年的时候,他从芝加哥飞到了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他受到了像超级明星一样的待遇,地上铺着红地毯,无数的人拿着鲜花,然后把他迎进了总统府,见到了皮诺切特将军。


皮诺切特跟他说,说,弗里德曼先生,我们这个休克疗法搞了一年多,好像经济并没有复苏,反而有点混乱了,应该怎么办?


弗里德曼对皮诺切特说,你不要慌,将军,你唯一做错的是你改得还不够快,还不够彻底。你应该更加地推行私有化,政府更加应该放松管制,你应该更加大幅度削减政府的投资和政府的支出。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智利经济在很长时间里面陷入到了一个低迷和混乱的状态。特别是在军政府独裁的环境下,市场放松以后,大量的社会资源被一些有皮诺切特家族和军人背景的人所掌握,他们以市场化的方式极大地扩大和膨胀了个人的家庭财富,而普通的老百姓却成为了这场改革的受害者。


有人算了一下,在阿连德政府的时候,一个圣地亚哥市民一个月的收入用来购买食品的部分占总收入的17%;到了皮诺切特那个年代,这个比例达到了74%。也就是说,智利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高了。


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整个执政有17年,也就是说它形成了一个以军政府为背景的高度的独裁,那么一个独裁政府下的市场自由化有可能被实现吗?大家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陷入泥潭的拉美模式。


到了皮诺切特执政的后期,智利的改革出现了一个反方向,就是,他执政是为了反对阿连德的社会主义主张,为了反对国有企业体制,但是到了皮诺切特晚期的时候,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建设,把很多市场化的企业重新收归国有化。在1980年代,智利的出口收入中有80%多是来自于一家国营的铜矿。


所以智利模式在全球经济学界是一个到今天还充满着争论的公案。

 

三、弗里德曼和中国1988年的物价改革


这个是弗里德曼在1970年代拉美实验中的表现,那么到了1980年代,弗里德曼跟我们中国的这一场改革开放,居然也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交集。


在1988年的时候,中国的物价进入了一个通货膨胀非常敏感的时期,那一年张五常就请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到北京,他希望弗里德曼能够为中国的经济迷局开一个药方。


张五常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他当时跟北京联系说希望能见到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答应了。但是在见面的那一天,真不巧,小平同志感冒了,所以弗里德曼和邓小平的见面就被取消了。


接见他的是谁呢?是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紫阳在和弗里德曼见面的时候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谈。紫阳问弗里德曼说,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就好像一个老鼠它有很多条尾巴,然后这些尾巴现在像乱麻一样地纠缠在了一起。总书记问弗里德曼,我应该怎么解开这个老鼠的尾巴呢?


弗里德曼说,总书记先生,这件事情很容易的,你只要拿一把剪刀,把老鼠的尾巴一下子剪掉就可以了。所谓的长痛不如短痛,要用非常坚决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次的价格改革。


也就是在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到了1988年10月份的时候,中央政府下决心,说什么呢?要进行物价闯关,就是彻底地放开物价。


张五常有一次在跟我的交流中说,当年我们给中国政府提建议的时候,实际上我和弗里德曼是算过一笔账的,就是当价格放开的时候,它在一定时间中会出现价格的上涨,对不对?但是他们认为说,只要能够熬住六个月的时间,这个阵痛就会过去,然后市场就会重新回到它的中间值,从此以后一马平川,中国就成为了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国家。


但是我和张五常说,那么后来为什么价格闯关会失败呢?


中国的这一轮价格闯关在1988年的12月份,第四季度的时候造成了中国整个市场极大的混乱,所有商店里的商品全部被抢光。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就是上海的一个市民如果在1988年的11月份或者12月份,他要到商场里面去买一个压力锅,他必须要凭1988年的结婚证。就是,如果你今年不是为了结婚,你干吗来买这个压力锅呢?满街的商品都被抢光了。


所以到了1988年十二月份的时候,物价闯关被迫停止,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十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低迷期。直到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才慢慢走出了低迷的通道。


有一次,我曾经问张五常老师,我说,你们当年,你们那么聪明的脑袋,弗里德曼那么聪明的脑袋,你们加在一起,两个绝顶聪明的脑袋,为什么会认为说,中国物价闯关六个月就会被突破呢?


张五常说,我们当时所有的东西都算得很准确,但只有一件事情没有算准,就是消费者的心理。


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面是一个短缺经济,我们买一块布,我们买块豆腐,我们每个月吃的米都需要有粮票、豆腐票、自行车票、煤球票来控制,所以80年代虽然物价慢慢开放了,但是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大家仍然有饥饿的短缺的记忆。就大家认为说,商品永远是不够的,永远是需求大于供给!


所以,当突然间开始物价上涨的时候,突然宣布要物价闯关的时候,每一个有计划经济记忆,有票据记忆的中国的消费者都会干一件事,就是赶快跑到商场里面去把该买的米,该买的油快点买到家里来。虽然改革我们非常支持,但是我们家还得吃饭,改革的阵痛不能在我们家发生。所以当宣布物价闯关的时候,整个市场因为短缺的记忆造成了一种挤兑效应。


所以张五常和弗里德曼他们在美国,美国在很长时间里面是一个过程经济,商品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但是在中国是需求大于供给的一个市场。


他们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过,所以他们没有这种短缺的记忆。

这也就是1988年的中国市场上所看到的一个景象。


弗里德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市场有绝对的崇尚的精神,对政府极端地警惕,他也非常希望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主张用作屠龙之刀,拿这把刀能够去改变世界,我想这个是所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一个理想。


关于《自由选择》的解读就讲到这里。


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吴老师推荐的《自由选择》阅读版本,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珍藏版,2013年出版。另外,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感兴趣的同学,推荐他和他妻子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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