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第三十七集】内阁制度：向上管理

明代文官集团是帝国权力结构中的一把双刃剑，有剑在手，既可护体，同样用得不好也会伤身。帝国的文士阶层在明初二祖（朱元璋与朱棣）主政时期，一直受到强势皇权的压制。这种强压态势使得文士们所向往的君臣和谐的画面成了一道镜花水月的幻象。但是渴望通过囚禁皇权，来实现自己操纵帝国权力的宏大理想一直深藏于文士们的心中。洪武年间，朱元璋敢以酷烈的手法诛戮胡惟庸等文官，将帝国权力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原因就在于朱元璋是帝国的开国之君，而那些文臣武将基本上都是由他一手选拔出来，陪着他一路走过创业历程的开国之臣。

永乐皇帝朱棣在走上政治前台以后，继承并发扬了其父彪悍的行事作风。虽然朱棣不是新政权的建造者，但是他同样也不是合法的继任者。他通过暴力手段夺取了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很多时候，来自于权力系统内部的暴力夺权与开疆辟土建立一个新政权有很多共通之处。在朱棣的夺权过程中，朱元璋刚刚组建起来的权力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罢丞相、废中书省，对中央政权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从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之后，运行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意味着中央政治既皇权系统中的最高层被撤销了，皇帝与诸司百官之间的联系也就中断了，那么相权流向了何方呢？《皇明祖训·首章》中朱元璋云：“今我朝罢丞相，设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此处“朝廷”当指皇帝。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一人总揽朝政大权，皇权兼并了相权，（皇权兼行行政大权， 这只是相权的流向之一，另一方面，相权也一定程度上流向了六部）君主专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明太祖朱元璋废相后，身兼君、相二职，大权独揽，日理万机，事无巨细，皆要过问，忙得不可开交，深深体会到一人集权的难处。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仿照宋朝制度设置殿阁大学士备顾问，即三殿两阁：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这是在普通翰林官“考驳诸司奏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高级得议政咨询机制。首先，就大学士的出身而言，内阁大学士多由翰林官升入。“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院成为明代官僚进入内阁的进身阶梯。殿阁大学士的出身和地位远远高于四辅官，又有在翰林院任职时较为丰富的考驳诸司庶政的经验。其次，就大学士的职权而言，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起，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即大学士的职权主要为“侍左右， 备顾问，不得平章军国事”，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充当智囊团，做好皇帝的参谋。设置殿阁大学士，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官阶，是前所未有的，是朱元璋辅政体制建设上的重要举措，表明他试图在翰林院的基础上设置一个更高的议政层面，这一机制构成了明代内阁制度的胚胎。

夺权成功后，已经成为永乐皇帝的朱棣对帝国的文官集团进行了一次乾坤大挪移，可以说是重新建立起一套个人色彩浓郁的官僚新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在朱棣执政时期的文官集团也完全受控于皇帝的权力区域。

永乐皇帝朱棣在保留了朱元璋时期的基本行政结构的同时，也开始了新的官僚体制改革。他组建新的内阁，并使之成为联系皇帝与官员的桥梁，在内廷发挥作用。内阁学士虽然品级不高，仅为正五品，却享有很大的权势。在很多时候，内阁作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执行机构在运转，成了官僚政体的主宰。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历史上鲜有作为的几个皇帝之一，内阁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朱棣即位之初便召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供职文渊阁，常侍奉皇帝左右，朝夕与天子共事，充当皇帝的顾问。册立东宫太子一事，七位顾问大臣得以积极参与，对太子人选的确定起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此时内阁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阁臣官仅五品，不能与尚书相比，也没有独立的办事场所。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病逝于北征的归途中，朱高炽即位，虽然他在位只8有八个月，但此间代言近臣的地位却有了较大的提高。仁宗赐阁臣印章密疏进言，表明大学士并非如永乐时期旦夕侍皇帝左右，亦即朱高炽有怠政的倾向，至少不如永乐皇帝那样勤勉。在没有行政中枢机构的情况下，出于高度集权统治的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议政形式必然应运而生。当了八个月皇帝的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五月逝世，宣宗朱瞻基即位。在仁宗和宣宗之时是内阁制度逐渐发展完善的时期。

明朝的文官集团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也由此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读书人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变因不在读书人自身，而在于皇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帝国的政治制度由建国初期的铁血高压政策，逐渐向软制度化方向转变，由此皇帝在对待读书人的态度上也截然不同。

首先是地位上的提升，明仁宗即位后，重置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官职正一品），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官职从一品）。由于皇帝的重视和信任，大学士得以以师保尚书兼任内阁大学士，官阶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洪武到宣德，皇帝基本上都能亲政，这就保证了不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都能较直接体现皇帝的意志。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死，太子朱祁镇继皇帝位。此时，朱 祁镇还只是个年仅七岁的孩童，不可能 “躬揽庶务”，为了避免大权旁落，皇太后又不愿意违背祖训“垂帘听政”，于是便委政于内阁。朝廷一切政务先经内阁会议，再由太后核实后，方交由府部执行。由此可见，此时的内阁大学士已经有了参与评议朝政的权力了。不过从正统至正德时期，由于皇帝或幼冲或昏聩，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内臣宦官之手，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受其节制。  

内阁在明代能够实现一种向上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票拟权的掌握，仁宣时期内阁开始有了票拟制度。票拟是内阁议政职能的进一步扩大和延伸，是明代辅政制度发展成熟的标志。票拟权是明代内阁的一项重要职权，这在明朝初期是专属于中书省的职权，即宰相的权力，其实质是批答诸司章奏之权。由内阁专掌票拟，可以说这个时候内阁已经是位高权重了。

帝国的刚性制度之所以会在永乐皇帝之后趋于缓和，并不是因为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越来越慈悲为怀的缘故。这主要还是因为文官集团这时候已经成为帝国权力股份制公司的大股东，皇权反而变得无足轻重。文官集团的坐大主要是由于明朝的皇帝们越来越无法把握帝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在这场权力博弈中逐渐丧失了这场博弈游戏的主动权。最后皇权这架马车只能任由文官们拖着一路狂奔，而皇帝在权力结构中俨然就成了一个“隐形人”。

文官集团在完成自己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要利用各种手段来驾空皇帝的权力。用那些文官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让皇帝成为一个垂拱无为的“圣君”。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皇帝成为一尊看上去让人敬畏，实则不中用的泥菩萨。

从嘉靖到万历皇帝，历时三朝，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其中，除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仅六年外，其余两位皇帝在位时间都达四十五年以上。此一时期是明史上皇帝懈怠朝政程度最严重的时期，然而却是内阁制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十二，朱厚熜即皇帝位，这就是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面的那位皇帝，他是明史上以斋醮静修闻名的皇帝。嘉靖即位之初，对朝政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于阁臣的建议也乐于听从，因此，此时皇帝与阁臣的关系也还算比较融洽。阁臣恪于职守，直言敢谏，追求权力的意识也有所提高。在嘉靖十一年（1532）七月，吏部尚书王琼病故，召大学士方献夫兼掌吏部事一个半月，内阁大臣不仅有了票拟权，而且取得了执掌朝廷任免官吏的用人权。

内阁的权力扩张甚至发展到了“权相”都出现的境况。比如说，明代在内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之后，出现了明代历史上两位著名的“权相”：一位是严嵩，身为内阁首辅，“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后来被《明史》列入奸臣传；另一位是“名相”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即位后升任内阁首辅，在他执政的十年中，两宫皇太后和皇帝给予他极大的权力和荣誉。当时朱翊钧年仅10岁，真正掌握大权的是两宫皇太后，朱翊钧说的话，就是两宫太后说的话，可以说两宫太后将国家大事完全托付给了张居正。内阁权力自嘉靖开始逐渐膨胀，阁臣地位不断提高，大学士已有宰臣之称，只是为了不违背祖宗家法贰避开了丞相的这个名号而已。

阁的辅政职责和它的秘书性功能，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协助六部等机构维持国家行政体制的运行，对皇权形成制约。中外奏章无不经由内阁票拟，特别是在皇帝怠政的时候，票拟更是百官与皇帝沟通的唯一渠道，咱们都知道万历后期的叶向高在内阁“独支七年”，他掌管票拟权，而通过这种方式，内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或延缓最高决策的制定。阁臣工作的效率、封驳奏章的次数和素质，都对行政效能都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可以改变皇帝的意志。

可以说内阁对于当朝君主的期望值是衡量内阁政治水平的量尺，如果阁臣只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对于皇帝缺乏应有的理想要求，那他肯定不是一个称职的大学士，即使他能拥有较大的权力，那这种权力也不会用于正途，权力也就成了消极力量的源泉，这其中的事例我们在讲到张居正的时候还会仔细分析。

所以纵观整个大明王朝，可以说内阁是儒生官僚仕途的巅峰了，科举入仕，儒家文化的熏陶和耳濡目染使他们大多具有一番政治理想。所以内阁要相对皇权实现“向上管理”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内阁利对皇帝的制约还借助于两种外力：祖制与天意，祖制家法不可变，天意不可逆。这是皇帝最敬畏的两种力量，在宣宗御制《帝训》二十五篇中以“君德敬天，法祖”为先。仁宗曾对侍臣说：“天道人事，未尝判为二途。有动于此，必应于彼，明君必敬天。”有些皇帝则主要接受这种力量的制约，皇帝自然接受天的监督。实际上，这种天变对于君主政治起着一定的调节制约作用。万历时阁臣叶向高说：“天下大器。帝王大福，器久则必做，福盛则必衰。”既然帝王之福，器不能长盛不衰，那就要有抗衰的办法。所以阁臣在上疏中长提到“畏天变”。明武宗的君德十分荒谬，内阁用票拟、辞职、劝谏、拒不草拟诏书等办法希望补救朝纲，却仍然改变不了武宗的习性，武宗不是个称职的皇帝，对于天变尚且不畏，对于内阁的劝谏更不在乎。由此看来，对于皇权来说，没有绝对的可以制约的力量，因为，便利用“天”这种干预的力量来阻止皇帝的有违君德的行为，这就是那句话“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不仅是天，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自然现象来劝谏皇帝，使皇帝从醉生梦死的人生中惊醒。

虽然“内阁权日重”，但是大学士的辅政涉及人事进退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偏多，真正涉及兵刑钱谷这些肯綮的内容比较少。这就是因为体制上的缺陷，阁臣只是作为皇帝的侍从，备顾问做参谋，这使得内阁作为一项制度却不具备一般体制所应有的特性，它更多地表现的是无序性、随意性以及制度的不完整与不健全性。比如，明宣宗当政期间，有位名叫陈祚的文臣就曾经拿着《大学衍义》在朱瞻基面前不间断地讲说，惹得明宣宗大怒道：“大胆狂儒，你这是在欺负朕没有读过书（竖儒薄朕未读《大学》）！”皇帝愤怒的结果很严重，陈祚全家老小都被收监，判为终身监禁，陈祚的父亲也病死在狱中。明宣宗在将近三百年的明朝大历史中算得上是守成明主，在他当政的十年里，也是帝国极盛之时，但是这种权力的不对等性也非常明显。

而且之所以说它在制度层面不够健全还体现在内阁大臣无定员，有时候人数多，有时候人数少，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十人，少的时候仅仅只有一个人，一般情况下大概有三到五个人。进入内阁的阁臣品级也是没有限制的，低的时候有七八品，高的可以达到二三品。这些都是以君主的喜好而不断变化。而且选派阁臣的方法也没有严格规定，或出于皇帝“钦定”，或者是储君在东宫时的旧僚，或由阁臣秘密推荐，或者由吏部推荐，经皇帝批准使用。

通过梳理明代的内阁制，我们惊奇的发现，历史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朱元璋明太祖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下狠心废掉了的丞相制度阴魂不散，变了个样子又复现身，究其原因，丞相制度乃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必要补充，家天下制度中的皇帝是不能被依赖来治世的，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权威的象征，实际处理政事或者代行皇帝权威的就是丞相，这样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才不至于严重失衡，所以废是废不掉的，只能对它加以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以往发生在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依然时隐时现于明中期以后君主与阁臣的关系中，自然不再令人惊奇。随之填补权力空白的内阁大学士能够参与中枢决策，所以内阁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内阁还有票拟、草拟诏敕、备顾问、平章政务等辅政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协助六部等机构维持国家行政体制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