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536),南印度人,梁普通(520~526)年间白海路抵达广州,再北上金陵。据说他和梁武帝有过一次交谈,其禅法不为梁武帝所理解。达摩继续北上,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并传授“安心”的禅法。
菩提达摩(?~536),南印度人,梁普通(520~526)年间白海路抵达广州,再北上金陵。回据说他和梁武帝有过答一次交谈,其禅法不为梁武帝所理解。达摩继续北上,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并传授“安心”的禅法。
菩提达摩简介
菩提达摩(生卒年不详,有一说为公元528年-公元535年),南印度人,香至国(或作婆罗门国、波斯国)国王之第三子。为中国禅的开创者。梵名Bodhidharma,又称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多罗、达摩多罗、菩提多罗,通称达摩(又作「达磨」),意译作「道法」。
达摩一生颇富传奇,难辨其真假,据记载他在世有一百五十年之久。有关他的最早纪录,见于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此书成于东魏武定丁卯,公元547年)。达摩生于何时已无法考证,逝世年代有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和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或二年等不同的说法。门下弟子除慧可(公元487年-公元593年)外,还有道育(生卒年不详)、僧副(一作道副,公元464年-公元524年)、昙林(生卒年不详)等。留世着有《达摩四行观》、《达摩悟性论》。
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520年——526年)渡海来到中国广州,武帝派遣使者迎至首都建康,进宫入内谒见。另传说达摩祖师于圆寂后,弟子们将之葬于河南熊耳山,过了三年,北魏的使者宋云从西域归来,却在葱岭遇到达摩,看见他手携一只草鞋,翩翩独行,并告诉宋云,说要往西天去。后人不信,便掘开他的坟墓,只见棺内留有草鞋一只,别无他物,于是有了「只履西归」的神迹应化,为达摩祖师传奇的一生划下句点。
达摩曾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长达九年,修持大乘壁观,被当时的人称为「壁观婆罗门」。之后,年届四十的神光禅师,为得大法,宁愿舍弃身命,在大雪纷飞中站立数天,又自断左手臂来表明求法心志,终于得到达摩的「大乘安心」法门,传授心印,改名慧可,为中国禅宗第二祖。中国禅宗的传承,将其推源于佛陀在灵山会上传法给拈花微笑的摩诃迦叶尊者,是故,迦叶为天竺禅宗始祖,其后次第相承而至菩提达摩,共计二十八代。中国则以菩提达摩携法东来弘传开始,经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慧能门下,形成开宗立派的「一花开五叶」、「五家七宗」的辉煌时期。因此,达摩也被尊为「禅宗东土第一代祖师」或「达摩祖师」。
达摩东渡来华之后,便以四卷本《楞伽经》为主要经典,开始宣讲「二入四行」的禅法,传授弟子,启导中国禅宗;因其参究的方法是以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以「传佛心印」为目的,所以,禅宗又称作佛心宗、达摩宗或无门宗。可以说,「二入四行」是达摩一生的心血结晶,也是其学说的中心思想,更是他所传授度化世人的禅修实践途径。
达摩的「二入四行」,又被称为「四行观」或「大乘壁观」。所谓「二入」,是指「理入」和「行入」二种具体的修行方法。「理入」之法,即是壁观之法,以「理」为观想内容,主要是「借教悟宗」,即藉由佛典所说的种种教法而彻悟自心佛性的真理,属于对教理的思维,要求舍伪、归真,与道契合,是故,理入又称为「安心」。而为了配合修习壁观安心的禅法,也必须注重「行入」,即依据所悟而修行,基本上有「四法」,又称「四行」:(1)报冤行——修道之人,若遇到痛苦困厄缠身难以消解,应当成此乃宿世以来「冤憎」之情所造成的恶业果报,不是上天或他人所给予,所以必须甘心承受果报而毫无怨尤,就能够「体冤进道」(体认冤欠追讨急迫,而能努力修道),作为修道的助缘,笃实修行,以便跳脱轮回之苦。(2)随缘行——修道者要能体认一切都是由缘而生,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对于世间富贵贫贱、荣辱毁誉,皆由宿世业因所感,不必欣喜,也无须抱怨,一切得失随缘,无喜无忧,冥顺于道。(3)无所求行——修道之人,深知欲望为痛苦的根本,烦恼的源头,所以,止息贪念妄想,对世间财物无贪无恋,无取无求,自然能安心向道。(4)称法行——修行之人必须按照佛教的要求去实践,以便与正法或理法(即「性净之理」)相应,才能心无执着,不受物累,达到解脱之境。
由此而观,达摩禅法大乘般若化的特质极为明显,他以「理入」、「行入」并举,正是(禅)定(智)慧双修,一方面要「见道」——悟入谛理(真理),另一方面则要付诸实践——本着悟道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消除无始以来的积习,达到生命究竟圆满的境界。简言之,「行入」属于教法之实践,教人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依佛教教义践行,且「行入」当以「理入」为基础,并与由壁观所得的「性净之理」相应,而在「理入」的同时,又必须结合「行入」,这正是达摩禅法的特色,即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教义。
菩提达摩
中文名称: 菩提达摩
又 名: 菩提达磨
性 别: 男
生 卒 年: 420-479
国 别: 南印度
生平简介
与提倡他力的净土宗不同,禅宗则强调自力。菩提达摩修习的是《楞伽》禅,这是南北朝诸家禅法之一。后来禅宗慧能南派在排法统时,推菩提达摩为禅宗初祖,成为后世流行的说法,而楞伽宗则视达摩为楞伽宗二祖,排在《楞伽经》译主求那跋陀罗之后。
菩提达摩的事迹和思想被后人加入了大量的附会和传说的成份,以至于近代有人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根据有关史料,菩提达摩确是个历史人物,最可信的资料是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的《永宁寺》条等以及道宣《续高僧传》中的《菩提达摩传》,唐代之后所出的禅宗史籍中的记载,则难以尽信。
菩提达摩,亦作菩提达磨,生卒年不详,南印度人。他“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菩提达摩传》,《续高僧传》卷十六)。这些褒词都是道宣的常理推测。道宣又记达摩于刘宋时(420—479)在中国南方入境,后又北上到魏国,沿途传播禅学。达摩的事迹,在《魏书·释老志》、《出三藏记集》、《梁高僧传》等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记载,可能是因为达摩还只是一个民间游化的普通禅僧,不被史家注意。达摩的地位是唐以后才抬起来的。
达摩事迹中有一个最著名的传说,是达摩从南方来到建康时与梁武帝的一段对话。武帝问他,我一生造像建寺无数,有没有功德?达摩告诉他没有。武帝又问,现在我面前是谁,达摩说不识。这个故事《续高僧传》中没有,后来的各绝咐种禅史才大力渲染,在《碧岩录》中还被列为第一条公案。这个传说所反映的是达摩禅与南方义学的异趣,并抬高达摩的思想。道宣有一段记载,大致也是反映这个意思,“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同上)。所以,这类故事就史实的角度看不见得有多少可信度,但其中反映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达摩禅法的主要精神是以理入和行入作为入道成佛的基本方法。道宣记载:“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同上)入道的途径很多,有安心、发行、顺物、方便等。安心实际上是理入;发行是行入;顺物要求即物顺通;方便则是指善巧法门。最主要的方法是安心和发行,或理入和行入。理入属于慧,行入属于定,理行并重,即定慧双修。
理入之义,“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同上)。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认识到自心的本有真性,这个真性,也是清净心、佛性。众生本有佛性,都弯团有成佛入道的内在根据,只是暂时被烦恼障碍而不能显现,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去除烦恼,体悟真性。而对自心真性的认识,又必须借助经教的帮助,达到理论上的自觉,再以这种认识指导修行,修行的方法是壁观,观自心真性,达到与真性的完全统一。
理入的这一如来藏思想在达摩所传的四卷《楞伽经》中是一个基本理论,该经认为,一切众生都有自性清净心,但是,众生“虽自性清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楞伽经》卷四)。
通过壁观而达到的道境,实际上是虚空之境,这是一种般若思想,也与四卷《楞伽经》的影响有关。该经虽然强调如来藏,但如来藏是一种寂静的,无执无为的本体,在对它的描述上,非常接近般若中观的方法,“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譬如海波浪,镜中像及梦。”(《楞伽经》卷一)这实际是以寂静虚空为如来藏。在达摩的理入方法中,这种境界是通过壁观达到的。关于壁观,一直有争论,其原意当为面壁而观,宗密曾把它总结为外止诸缘、内心无喘的安心方法。但又认为壁观是心如墙壁,这个意思是讲心像直立不移的墙壁一样,无偏无埋宏橘执。这是不落二边的中观。道宣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审其所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罪福之宗两舍”(《禅论》,《续高僧传》卷二十)。以否定一切边见的方法为大乘壁观,他因而称达摩禅法为“虚宗”。道宣、宗密等人对壁观的理解是一种基于中观的引申的解释,如果要还原到起始的解释,当为面壁而观,坐在阴凉的洞窟中,临壁内观自心,或专注墙上一境而静心。
行入又分为四种,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这四行同摄万行。
报怨行,“修道至苦,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菩提达摩传》,《续高僧传》卷十六)。不要抱怨自己的现世处境,造业必受报,虽然你现在已不再造业,已认识到自性,但你过去所造的业引起的报应现在是难以一时消除的,应该耐心忍耐,以无怨之心,努力修行。
随缘行,“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同上)诸法都有因缘和合而成,无我无性,俗世的苦乐荣辱,都虚幻不实,而且即使你现在遇到荣辱得失之事,也是过去各种业因所引起的。所以,对诸事都要随顺因缘,不要得荣即喜,得辱即悲,要做到不动心,也就是宗密归纳的内心无喘。
无所求行,“世人常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得而安?”(同上)真俗之别,俗人不识真性,舍本逐末,真士悟得虚寂心体,在三界火宅中无一所求,内心安心,性空之色身(形)则随顺因缘(运)而迁。
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同上)。通过上述三种修行方法,就达到了性净之理,证得自性清净心。反过来,要实现上述三行,必须按照“性净之理”,以此作指导,称法而行,与理相称。净觉的《楞伽师资记》和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对称法行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达摩的弟子,慧可和道育两人可以肯定下来。道宣记载说,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传》,《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门下的弟子很多,这些人常探讨《楞伽》大义,形成了楞伽宗系统。这一系统,道宣又记为“南天竺一乘宗”(《法冲传》,《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法冲自己曾讲《楞伽经》三十佘遍,后来慧可又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这个南天竺一乘宗应该首先是指达摩——慧可的禅法,其主要内容是阐发对《楞伽》的理解,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同上)。
道育的有关记载很少,《法冲传》中说他“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同上),重行轻言。
至于菩提达摩的晚年,有各种记载,杨炫之记为不知所终,唐智矩的《宝林传》则记为被菩提留支害死的,还有达摩只履西归的传说。
后世署名菩提达摩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很多,大多是后人伪托。昙林所记录的达摩亲说《略辨大乘八道四行及序》,《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都引用其文,一般认为比较可靠。但道宣对这位达摩的弟子又没有记载。由于史料的缺乏,要想理清这类问题比较困难。
在后来注重法统的禅宗史中,达摩的地位被大大地抬高起来,特别是禅宗慧能南派的后人,把达摩神化,从一个历史人物神化为一个具有极大神通的神僧,又托命达摩而表达自己的禅法,甚至也把达摩纳入南宗体系了。拨开这些演绎,回到原初意义上来看达摩,他所修持的,是以四卷《楞伽经》为禅要的楞伽禅,但这却是后世禅宗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达摩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