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仪式前,请神的人家 需要按照要求准备仪式所需要的贡品,如香烛、酒肉、布匹等等。仪式后一般也需要对巫神等进行答谢。
搬杆子是发生于东北三省的一种民间巫神仪式,南方也有(相比之下,比较少),仪式的主角往往都是女性居多,男性也有,很少,大多数是家庭妇女比较多,有文化比较少(不是没有),(在东北民间有一本书,专门是请神用的唱谱和唱词),往往哟,这些大仙,都是动物仙,也就是狐、黄(黄鼠狼)、蛇、等等动物,往往用红布写了满满的一下子名,很多,最多的一千多位,少的几十位。请神的过程,民间也叫搬杆子。
沈阳的“北行”,是继中街、太原街之后的第三大商业街区。如今,这里店铺林立,人流如织,是沈阳最热闹、最繁华地段之一。不过,以前的北行有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叫“四根旗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早先年,在盛京城的西北,即现在的沈阳北行附近,竖立着四根高大的旗杆。这四根旗杆,每根都有四五丈高,是一色用从云南运来的大青石凿成的。每根大青石旗杆,都是上细下粗,上边顶柱还带个方斗,底座各有两块夹板石,用来固定旗杆,上面刻有姿态各异的花纹,工艺十分精巧。当然,说起这四根旗杆来,还真是大有来历呢。
康熙初年,盛京城西宁官屯有个姓李的穷人,妻子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个两岁的儿子,爷俩相依为命。李老爹家中很穷,只能每天靠给人家干点零活,挣几个钱来艰难度日。可儿子七岁时,他却让儿子上学馆去念书。为了供儿子读书,他自己省吃俭用,一件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也不舍得花钱做件新的。把省下来的钱给儿子买笔买墨。老爹自己吃野菜,把大饼子留给儿子吃。可是,儿子却不理解爹爹的心,念书不用功。
有一次,他还跟富人家子弟一块逃了学。放学回家,儿子举着被先生打得又红又肿的小手,委屈地让爹看。爹不光没疼儿子,还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边打边问儿子说:“孩子呀,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要打你?”儿子说:“是为我逃学。”爹爹又问题:“那我为啥又要打你呢?”孩子摇了摇头,眼泪嘀嗒掉着说,“不知道。”爹爹手摸着儿子脑袋,眼角挂着泪,说:“老师打你是为你逃学耽误功课,我打你是为你辜负了爹的一片心意。”这时,儿子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从来不为缺吃少穿而发脾气的爹爹,为啥今天发这么大的火气,平时从来没有碰过自己一个手指头的爹爹,为什么今天痛打自己一顿。打这以后,他立志刻苦学习,经常是树枝当笔,沙滩当本,明月为灯,以石为桌。爹爹看了心里非常高兴。儿子十四岁那年,李老爹去世了。家里没有钱,就是几个过去常跟李老爹一块儿穷打零工的帮忙,用绳子和秫秸把老爹的尸体卷了起来,从工夫市往塔湾抬,当抬到一个小山岗时,绳子突然断了。大伙就将李老爹埋葬在山岗旁的沙堆里。从这以后,李老爹的儿子在邻居的周济下更加发奋读书,过了三年,进京应考入试,竟金榜题名,康熙皇上点为翰林院翰林,人称“李翰林”。
没多久,康熙帝见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就委派他出使西藏。他在西藏三十年,密切了西藏地方和清廷的关系。康熙帝很满意,就把他召回,又加官晋爵,表彰他的功绩。李翰林马上跪下谢旨,禀奏皇帝,自己别无他愿,只请求皇帝能表彰自己的父亲,接着就把自己的身世,向康熙帝讲述一遍。康熙帝一听更是喜出望外,连声夸奖李翰林父子忠孝双全,随传口谕,封他家世袭五品官,赏银千两,并让李翰林回家祭祖。
李翰林回盛京后,就来到埋葬父亲的坟前杀猪宰牛祭祖,又大量施舍,接济穷人。为了让儿孙后代记住他的家世和先祖的功德,就在埋葬父亲的地方,立了四根旗杆(位置就在现在北行会宾楼西北一百五十米的地方),还盖了五间房让看坟人居住。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带叫做“四根旗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改叫“北行”。尽管四根旗杆的实物和名称都早已不存,但李老爹人穷志不穷,励子读书的精神应是永久被记住的。
..今日北行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战争频繁,使得大量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传入中原,如羯鼓、腰鼓、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这些乐器随后都盛行于唐代,被广泛应用于隋唐的燕乐中。由于当时少数民族过着游牧生活,流动性强,因此鼓的形状也变得略小,为了便于携带,将鼓腔的腰间部位进行内缩,用绳索将鼓皮固定,这种鼓被称作细腰鼓,与中原地区凸腹形的大型鼓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