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筌为唐代著名道士。号达观子。陇西(今甘肃境内)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唐玄宗至肃宗时。早年好神仙之道,据传“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经》本经,素书朱漆轴,缄以玉匣,题云:‘大魏真君元年(440)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与筌说《阴符》之义”。唐肃宗时出仕,先为荆南节度副使(或荆南节度判官;一说江陵节度副使),后为邓州刺史(或云仙州刺史)。此后,“竟入名山访道,后不知其所”。李筌认为天地万物均为阴阳二气所化生。“天圆地方,本乎阴行租告阳。……夫天地不为万物所有,万物因天地而有之。阴阳不为万物所生,万物型桥因阴阳而生之”。但他认为阴阳化生万物也有其条件,人们可以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强调人们必须“执天之道”,“奉天而行”,根据阴阳五行的“自然之理”行事。故又谓“阴阳既形,逆之则败,顺之则兴”。但并不认为“自然之理”会自然而然的实现,更不能迷信鬼神的作用,必须依靠与发挥人的作用。他在《太白阴经》中,以战争的胜负为例,强调“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人事。
李筌在人事方面也有他的独到见解。除主张任贤使能、知人善任,且须“贵功赏劳”外;又将人才分为“通才”和“偏才”两种。称“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谋”者为“偏才”;“能柔能刚,能翕能张,能英而有勇,能雄而有谋,圆而能转,环而无端,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于天下”者为“通档明才”。“通才”可为“大将军”,为“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当慎重加以选择。又强调“任才之道”,要任其所长,各有所用:“计谋使智能之士;谈说使辩说之士;离亲间疏,使间谍之士;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掩袭侵掠,使蹻捷之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指出“任才之道”乃事关国家存亡之大事,必须郑重从事。国家“得其道而兴,失其道而亡”。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著作有《〈阴符经〉注疏》三卷,《骊山母传阴符玄义》《青囊括》各一卷,《太白阴经》《中台志》《阃外春秋》《六壬大玉帐歌》各十卷,《孙子注》二卷等。
不落言筌,拼音bù luò yán quán,形容不在语言运用上留下用工的痕迹,没有刻意地用华丽词藻和修辞手法修饰文章,却给人很好、出彩、舒服、清新的感觉。
黄筌自幼聪慧,13岁时从刁光胤为师,学画花鸟,又据说学滕昌祐的蝉蝶,山水学李升,兼能道释人物,但最擅长的还是花鸟。
黄筌于17岁时随刁光胤同仕前蜀王衍,19岁即被赐朱衣银鱼,兼都麹院,以艺事备受王衍优遇。后蜀孟知祥僭位称帝,黄筌仍知遇依旧,进三品服;子孟昶即位后,又迁黄筌为翰林图画院待诏,赐紫金鱼袋,并主管画院。正因如此,黄筌的画派遂主宰了西蜀画院的画风,并多次奉命为宫殿、寺观作壁画及屏扆卷幅,又逐步加封为内供奉、朝议大夫、检校少府少监、上柱国、累迁如京副使、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遂开以画艺得官职之先河。公元965年(北宋乾德三年),宋灭孟蜀,孟昶降,黄筌随昶归宋,入宋画院,又被封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赏赐甚厚。从此又将西蜀的宫廷画风带入北宋的宫廷画院,并统治了北宋早期的宫廷花鸟画风几近一个世纪之久。
黄筌一家具擅绘画,其弟唯亮,子居宝,居实,居寀,其中尤以黄居寀的成就最大,名声亦播于后世。
所学刁光胤,滕昌祐简介:
滕昌祐,字胜华,生卒不详,吴郡人(今苏州),唐末随僖宗入蜀。曾与黄筌等同事蜀主。工画花鸟蝉蝶,据说他学画而无师自通,但好写生,久而得其形似。复又擅书法。
刁光胤,生卒无考。雍京人(今西安),天复(公元901—904年)间入蜀。《图画见闻志》等书中称之“刁处士”,画迹已不存。据说黄筌从他学画,亲授笔法。但显然刁光胤未入画院,其画风可能并未受到帝王贵胄审美趣味的左右。 “徐熙野逸”,是对他画风的高度概括。这种“野逸风”,大约也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绘画的题材。由于他生活在民间,过着闲散自由的生活,而且以“高雅”自任,所以作画取材自然不同于宫廷画家。据北宋郭若虚记载: “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图画见闻志》卷一)。可见他的作品反映出文人士大夫那种酷爱自然的恬淡的心态。第二、独创落墨画法。徐熙《翠微堂记》一文中自述其作画“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引自《图画见闻志》卷四)。《宣和画谱》肯定他独创性画法:“今之画花者,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独徐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北宋徐铉把这种画法概括为:“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引自《图画见闻志》卷四)。五代宋初是花鸟画的写实时期,当时人们评价花鸟画的基本准则是“妙于生意,能不失真”(见《广川画跋》)。徐熙、黄筌尽管风格相异,但都具有较强的写实画风,则是时代特征的反映。北宋诗人梅尧臣赞美:“徐熙下笔能逼真”。米芾在其《画史》中记载:“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即可证明。然而,北宋沈括说,徐熙作画“以墨笔画之,殊草草”(《梦溪笔谈》卷十七)。苏辙又说:“徐熙画花落笔纵横”(《栾城集》卷七)。前者是说用笔不太拘束,后者意为落笔有力。从这些文学语言中可以体会出徐熙大约比黄筌用笔生动,但不能忽略时代特征,理解为徐熙是写意画法。徐熙在江南艺术声誉极高,但他的画风在宋初艺术竞争中却不占优势,面对“黄家”画风的盛行,徐熙的孙子徐崇嗣也不得不变更家传的落墨画法,来效法黄家的画风。他作画“更不用墨,直以彩色图之”(苏辙说是“以五彩染就,不见笔迹”),创造出“没骨画”。对花鸟画技法的丰富作出了有益尝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徐、黄二体,是五代宋初花鸟画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两者如春兰秋菊,各擅重名”。他们对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