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转董振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今属上海)董家汇人，是一位在书法、山水画、美术鉴赏、美术理论上都有卓越贡献的书法家、画家、理论家。他17岁参加会考，却因为文章虽好而字差屈居第二。深受刺激的董其昌从此发愤练习书画，终成大家。他的书法结构森然而天真烂漫，神秀淡雅，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独辟蹊径，称雄一代。他的山水画潇洒生动，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他的创作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传世作品有《鹤林春社图》、《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

他老年时的作品渐变，如楷行书则《临颜真卿画赞碑》、《节临钟王帖》、《临徐浩三藏和尚碑》，楷书《月赋》，行书《岳阳楼记》等。仅从这些作品来看，王羲之、钟繇、颜真卿、虞世南、米芾、徐浩等人所创的古代书法都在他的涉猎范围内，因而其作品风格面貌多变。比如楷书《月赋》师法虞世南，字体修长，笔法劲秀，得虞书温雅之意。

董振祥所在的三元绿荷奶牛养殖中心三分公司， 主要从事奶牛饲养工作。2001年，董振祥担任了刚组建的三元绿荷北郊分公司经理，在奶牛饲养过程中，董振祥带领员工广泛推广应用以DHI测定为代表的奶牛生产数字化管理体系，对奶牛开展生产性能测定，所有成母牛每月都进行DNI测定，通过CMT测定、奶牛体况评分、后备牛体尺体重评价体系、SCC与TBC测定、DHI报告等数字化管理手段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开展了以“培育高产牛，生产优质奶，追求高效益”为主题的劳动竞赛，北郊分公司所属的一牛场开展“提高犊牛成活率”劳动竞赛活动，凡一个月内犊牛成活率在100%的，奖励饲养员300元，当月发工资时兑现；三牛场在挤奶前由药浴杯消毒改为喷壶喷洒药浴消毒，降低了交叉感染的概率，使隐性乳房炎的发生率大大的降低，牛奶质量大幅度提高，牛奶售价由每公斤1.83元，提高到2元以上。2004年开展了经济技术创新工程，征得合理化建议15条，实施9条，创效12万元，实现技术革新攻关3项，创效6万元；双增双节6项，创效14万元。
北郊三牛场于1958年建场，其基础设施陈旧，牛舍条件简陋，生产水平较低，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北郊分公司决定将其改造成北京市第一个新老工艺相结合的奶牛场。董振祥领导了三牛场改造方案的制定，将水塔及技术室拆除，在两排牛舍中间建成了饲喂通道，使先进的TMR饲养工艺顺利实施；安装了五套利拉阀仿声挤奶设备，改变了挤奶条件，使牛奶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乳房发病由改建前的33%降低到5%；据统计，三场成乳牛头日产已超过27公斤，牛奶质量大幅度提高，职工人均收入稳步增长，干部员工积极性高涨。
2005年，董振祥责成生产技术部结合标准化实施，进行奶牛生产技术标准化系列培训；结合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进行奶牛分群与TMR日粮配合技术，TMR机械使用与维护等培训，使技术人员、员工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得到提高，人均养牛提高到21.7头，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 ，成母牛头日产奶突破九吨，再创历史新高。北郊分公司生产水平、综合评分在集团公司奶牛系统都名列第一。在董振祥的带领下，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在成母牛头日产由2001年的20.93公斤提高到2005年24.83公斤；头年单产由2001年的7639公斤提高到2005年突破9062公斤，增加1423公斤，增长18.6%；牛奶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2005年，全年牛奶体细胞数平均39万个/毫升，微生物12万个/毫升，为北京市奶牛系统最好水平；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均养牛由2001年的12.7头，提高到2005年21.7头；职工人均收入由2001年1.1万元提高到2005年2.5万元，增长了2.3 倍。
2006年初，三元绿荷机构改革，北郊、西郊、南口三个分公司合并成立了三分公司，董振祥担任了三分公司经理。

学习弘扬燕振昌精神，就要像他那样，始终保持一心为民、造福百姓的公仆情怀，以百姓之心为心，奉“三严三实”为标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做牢记宗旨、服务群众的表率。

睢阳（今河南睢县，明代属归德府睢州）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却能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
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中引述清代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终于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
明著名学者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有相同的记载。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袁可立的《海市诗》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业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壁合之作，至今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行状》分元、亨、利、贞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六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 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仲孙名袁赋谌），由此足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也与传说中的袁董奇缘不应而合。
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后来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由于满清二百余年对抗清名臣袁可立历史的全面封杀，袁可立和董其昌这段至交奇缘也遁迹于世三百多年，近世才渐为世人所知。

董昌玉，男，1964年生，1984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数学系。麻城市第一高级中学任教，中学数学高级教师。现为湖北省麻城一中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自然握卜科学专门学会会员、湖北省黄冈市老区教育研究会理事。由于在教育教学、学校激携管理等方面成绩突出，被评为学科带头人，段铅穗湖北省2009年教育系统先进个人，湖北省中学数学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