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璋自幼家境贫寒,直到九岁才上学,但他经常逃学去开封相国寺听相声,还迷上了说相声这一行。那个年代,相声艺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下九流。他父亲一怒之下,把小学刚毕悉闹业的他留在自己身边学手艺(其父是竹器匠)。但杨宝璋偏偏不爱子承父业,他不顾世俗观念,痴迷于相声,决心这辈子非说相声不可。他父亲无奈,最终成全了他。
这时他在开封结识了几位酷爱相声的发烧友,如:铜元局的徐世杰、大成舞台写海报的秦爽、修车铺的小伙计王俊卿、相国寺内剃头的马振浠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听相声、谈相声,切磋相声技艺,后来干脆就几个人就凑钱,在南关四营房街办起了一个相声场子,说起了相声。最初由于会说的相声段子又不多,因此观众不多,收入寥寥。他们意识到了危机在于他们的知识太浅薄,技不惊人,无法吸引观众。所以,他们就想到了拜师学艺。恰好,这时候北京相声名家陶湘九先生在开封相国寺献艺,他们几个便找到陶先生要求拜他为师。陶先生是位正经八百的相声行家,自幼随其兄相声名家陶湘如学艺,后拜师郭瑞林(郭荣启的父亲),在全国相声界人人尊称陶三爷。陶先生看这几位青年人诚恳、执着,便欣然同意收为弟子,分别赐予艺名:徐世杰为徐宝瑜、秦爽为秦宝琦、杨云贵为杨宝璋、王俊卿为王宝珍、马振浠为马宝璐。从此杨宝璋先生在相声界有了名份,这才算走上了专业相声演员之路,成为河南藉相声演员的先行者之一。
杨宝璋拜师之后,学习刻苦,而且极有悟性和灵气。他白天在跟师父学艺,晚上就把学来的东西拿到四营房实践演出。陶先生看他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对他就格外器重,非常用心地传授技艺。陶先生的这几个弟子中,他在杨宝璋身上下的功夫最大。他教先他从说绕口令背贯口开始,打下坚实的基本功,然后再学活儿(段子)。那时候的老艺人既没无文字脚本,又没音像资料,全凭口传心授,用耳朵听,用心去记。为学好相声,杨宝璋下了大功夫,他走路练、吃饭练,一大早到河边去练,晚上躺在床上还练。他认为合格的相声演员都少不了这样一个走火入魔的阶段。否则,就领悟不到相声艺术的奥妙。樱陆高
旧社会的相声,有不少“荤口活”(即低俗不健康的段子),杨先生说他从学徒时起就不爱演这类相声。拿自己和别人的家人抓哏逗乐,等同于“骂大会”。但这类相声的手法很高明,也有可取之处。要借鉴这类相声的手法,去粗存精,为新相声的创作而用。马季先生的《海燕》就是借鉴了极低俗的传统相声《大娶亲》而创作出来的。现有的青年相声演员不学习、不研究传统相声,所以他们的相声就缺乏技巧性,没有趣味。
杨先生说相声,特别讲究“活理”,即相声段子和“包袱”的合理性。要顺理成章,合乎逻辑,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还要有可信性,不可牵强附会,胡说八道。“包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过去有句老话:“说十年相声也不够个听相声的资格”。杨老先生解释说,十年相声怎脊尺么还不够个听相声的资格呢?花点钱不就能听相声了吗?内行听门道,外行看热闹。听出门道了,也就是你对相声的鉴赏能力提高了。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何为高雅?何为低俗?该怎么‘使’(指表演),怎么才能‘寸’(恰到好处)。只有鉴赏能力提高了,真正理解了相声艺术的深刻内涵和巧妙的表演技巧,才能把相声说得合情合理,耐人寻味。把握好相声表演的度,才能给观众带来高雅、健康的笑,笑不是目的,是手段,要给观众留有回味和启迪,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和教育性,这是杨老先生一生的追求。
艺术类的实验基地啊 主要都是艺术方面的内容
杨佩璋,在长葛历史上,应该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名人。论学识,进士出身,主考江南,一代帝师,可以说是当时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的大学问家:论职位,在清代也是朝廷大员;论人品,身处腐败透顶的清未官场,能“以清真雅正为宗”,不攀附,不阿谀,不追名,不逐利,洁身自好,潜心学问,寄情林泉,以至“门可罗雀”,矢志不移,直至告老还乡,乐为布衣,诚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