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艺术家李荫川

中国戏曲的情绪化妆。变脸最先用于神怪角色，明代已有。明杂剧《灌口二郎斩健蛟》中就有“变化青脸”的记载。当时的变脸是演员进入后台改扮。后世则衍变为当场变脸，成为一项表演特技，不少地方剧种都有，以川剧最为著名。变脸有大变脸、小变脸之分。大变脸系全脸都变，有3变、5变乃至9变；小变脸则为局部变脸。变脸的主要手法有三：抹暴眼、吹粉、扯脸。前两种属涂面化妆，如抹暴眼是演员手指抹上预存于眉头或鬓的墨青，一抹即变；吹粉更是粗糙,即演员吹起色粉，以改变脸色；后一种则加用面具，一层一层套在脸上,松紧死活有度,变时一个个扯下来。此外，还有撕脸与贴脸，现已不多用。变脸要求动作敏捷，不露痕迹。主要用于剧中人物惊恐、绝望、愤怒等情绪的突然变化。

秧歌
民间秧歌在表演风格上有三种：北五乡的黄章、旧县、永乡等地，表演动作粗犷，如蹩鼓服装均似古代武士打扮，蹦跳勇猛，具秦汉时期风格；中五乡的凤栖、京兆、杨舒、老庙等地，表演动作细腻、文雅，服装有明清时期的特点；南八乡以石泉为代表，表演内容丰富，有大型锣鼓队伴随，鞭炮齐鸣，气势宏伟壮观，类似古代凯旋而归的仪仗队。
社火
社火是洛川民间一种在白天进行的大型演出活动。其演出形式分三部分：最前边是锣鼓队，鼓队一行，锣、镲一行，两行面对面，敲鼓者每人胸前用绳子系一鼓，敲着“社火鼓”，踏着一定步点，侧步前进。锣鼓队人数没有限制，有的多达几十人。在锣鼓队中间站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杆，木杆上边用彩色纸条缠上花纹，一边前进，一边挥动彩色木杆，调整锣鼓队，与后边的高跷使之协调，群众叫“吆社火”。紧跟锣鼓队的就是高跷队，这部分是社火的主题部分，即演出内容。 毛绣
建国后洛川民间刺绣随着日用品的繁多美观而退化。毛绣是依据刺绣、布制品等造型而创作的，以麻织物为底，以彩色毛线绣制而成。图案多以戏文故事、鸟兽花卉、现实生产、生活和未来憧憬为题材。有组合画面、单独画面，用以装饰墙壁。
面花
洛川面花，是民间传统的一种以加工酵面制作祝福品的艺术。人们逢年过节，敬神祭祖，嫁娶、祝寿、走亲访友以面花为隆重的礼品，用蒸、烙、炸等各种方式制作成多种形式，好看好吃。制作者用木梳一压，便成鸟儿的羽毛，用汤勺给鱼龙雕出鳞片，用剪刀给小鱼、小鸟、兔子剪出嘴巴、尾巴，用豆粒装点眼睛，并染上色彩。
陶器
洛川县是古陶器制作的地方，陶器早已为洛川人民的生活用品，建国后搪瓷日用品得到广泛使用，陶品很少制作。瓦瓮、瓦盆、瓦罐等在农村仍为广大农民所喜爱。相传放置食品不易坏，至今农民还将陶品视为传家宝，擦得明光闪亮，摆设在碗架最高层。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大陆文化意识，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从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再没有那一个画科能像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的情感。若说与他人谈经辩道，山水画便是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我的图像、人的性情。

中国山水画较之西方风景画，起码早了1000余年。它所呈相的图义，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早在7000多年以前，先古的觉醒便以图案方式纪录下。新石器的河姆渡文化，已用线刻表达着观念性文化的内涵，定居的农耕文明起源，不仅让人认知了工具美，亦让人于器之上认知了形上美。艺术不但是一种征服然的想象，还是一种征服然想象的象征。先古与然一开始便用艺术的方式对活，逻辑的发现与艺术的鉴赏推演着人们的双眼，让一个天人合一的中国图式由混顿而至清晰。

山水画是借描写然景物以表达作者感情的创作形式。然景物是客观存在，思想感情是主观认识，山水画是客观世界的景与主观世界的情统一结合的产物。如清恽寿平《瓯香馆画跋》中所提到的“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这些四季的神态、表情，都是“天”与“人”的融合统一，是人化的然，旨在凭借对客观景物的描绘，寄托人的主观情感。写景是为了“寄情寓意”、“缘物寄情”。意与景汇，景与情通，情景交融才能产生“意境”，而“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

中国山水画不注重透视法，不常画市街、房屋、家具、器物等立体相很显著的东西，而常画云、山、树、瀑布等远望如天然平面物的东西。偶然描房屋器物，亦不讲究透视法，而任意表现。

中国山水过于注重写意，非具深厚传统文化底缊者难以看懂。限制了山水画的传播，只流传于士大夫阶级，无法普及到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