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百合花》题目蕴含深刻寓意:百合花图案的被子是一条线索,联系着人物之间的关系,是文章的细节描写。没有它小说中的三个人不会聚在一起,更不会发生下面的故事。而白色的百合花象征了纯洁与感情,是通讯员和新媳妇美的化身,象征了他们的一切美好品质,这些品质和他们的心就像百合花一样洁白无瑕。
《百合花》中的“我”既是叙事者,又是一个充满情感具有性格的人物。“我”与通讯员由生气、好奇、捉弄到亲热,牵肠挂肚地关没答爱的情感变化贯穿始终。但“我”更见证了通讯员和新媳妇的美好心灵,两颗火热的心。
扩展资料:
茹志鹃的《百合花》写作于1958年春。关于这篇小说的主题,当年茅盾先生曾将之概括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
陈思和先生则认为它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袭察链史》,认为这个作品“着意去表现战争环境下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初衷”。
这种对《百合花》主题解读的依据,一方面是从作者创作的动机推断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五、六十年代关于人情、人性及人道主义论争的一种呼应。其实这些解读,依然没有摆脱掉十七年文学中战争文化心理特征的影响,忽略甚至消解了《百合花》的悲剧特征。
《百合花》是一出悲剧。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个被毁灭了的“人情”和“人性”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它虽然涵盖在悲剧的概念之内,但它还不能完全作为悲剧性的本质——“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拍孙—真正体现悲剧性的美学意义。
《百合花》是一篇将政治主题和人性审美意蕴巧妙结合的佳作。它以解放战争时期,某地前线包扎所作为具体环境,讲述了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情,赞美了小战士平凡而崇高的品格,抒发了作者的审美感受,表达了对人性回归和对真善美的呼唤 。
它表面上表现了战争时代的军民鱼水情,但更深层面上,它歌颂了人性美、人情美。它告诉人们,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热爱都没有泯灭。
评价:
《百合花》结构上细致严密,同时富于节奏感。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
不但让人看清了他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它的风格清新俊逸,是一篇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 ,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而作者的第三类作品则表明她曾在革命斗争题材的选择方面做出过努力,但从审美角度来看它们是茹志鹃作品中最薄弱的部分,甚至作者在前两类作品中表现出的构思的精巧性、细节的传神性在这类作品中都较缺乏。如果说《关大妈》是作者的初期作品,还可另当别论,那么《三走严家庄》中形象刻划方面的粗疏则说明作者对人物革命性因素的强调使她忽略了对人的丰富内心世界的思量。这类作品的生动性也远不如她其它两类的作品。茹志鹃的创作实践的成败再次表明小题材处理好了同样具有冲击力,而大题材处理不好,也是苍白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