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秦汉名篇

以汉书下酒”的典故出于北宋苏舜钦。话说他有一次住在岳父家，某天躲在书房内独自饮酒，却不叫送菜，他岳父觉得奇怪，偷窥了一下，发现他正在读《汉书》。当读到张良聘勇士埋伏在博浪沙，企图以大铁椎击杀秦始皇时，苏舜钦饮酒一盅，叹道：“当浮一大白也”；当读到勇士仅误击副车时，苏舜钦又饮酒一盅，叹道：“惜乎不中”。他岳父摇头微笑：“有这样的下酒菜也不枉了。” 原文：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苏子美饮酒”一节，说：“子美（苏舜钦）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汉代篆书另一丰富的宝库为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汉代砖瓦文字，大都是篆书，形体修长，富有装饰性，如《长乐未央方砖》、《单于和亲方砖》都是如此。瓦当文字随形书写，独具匠心，使篆书赋予浓重的装饰趣味。
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甘肃敦煌出土的干支简武威磨咀子汉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启信等，都为结构方正的篆书，用笔细瘦方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可以说是带有隶书意味的篆书。 前者又可分为两种风格：①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刻的比较细腻，笔毫效果较明显，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笔画顿挫有致。如《史晨碑》，结体工整，风格浑厚典雅。《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张景碑》，书体宽扁，风格秀雅。《华山碑》，点画俯仰有致，风格典雅华美（[《华山碑》(部分东汉)]）。《孔宙碑》，讲究左右布势，用笔圆转，有篆书笔意。《尹宙碑》，笔画圆健，有楷书笔意。《朝侯小子残碑》，风格秀劲。《郑固碑》，结体内敛，横画左右开张《熹平石经》，体势方整，笔画丰厚，风格端庄。属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韩仁铭》、《李孟初碑》、《阳嘉残碑》等。这一类中还有一种风格比较秀丽的，如《曹全碑》、《孔彪碑》等。
②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较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有《鲜于璜碑》，用笔方折，气势雄强，严谨中又带有自然的姿致；《张迁碑》，体势方正，有骄横不可一世的气概；《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方折有力，气势非常雄强；《景君碑》，笔画平直方硬，直笔下垂如悬针，在汉代隶书中很有特色；《张寿碑》，字体遒劲方整；《衡方碑》，结体宽绰，笔画肥厚古拙；《西狭颂》，体势方整，笔画顿挫浑厚([《西狭颂》(部分东汉)])；《阁颂》，书法方整，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用笔沉郁雄厚，风格古厚茂密。 汉砖隶书，有一种刑徒墓砖，是记载服劳役的刑徒死后随葬的题记，文字都用刀随意刻成，和捺印的砖文不同。捺印文字比较方正古朴，而刑徒墓砖文字比较草率随意，书写和镌刻没有行格，笔画任意纵横错落，有一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可能是民间书法家或工匠所书刻。
隶书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