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时光 | 家住十八梯

《故城时光》由时光里出品

主编：罗小卫
艺术编辑：戴维
编委会成员：王雨、李柯成、何智亚、张一白、罗小卫、吴景娅、贺明、虹影、徐登权、戴维（按笔画排名）

《故城时光》声音版由时光里授权，醇色荣誉出品。

作者：赖永勤

朗读者：于波

重庆十八梯的整体拆迁让媒体很是热闹了许久，随着不少拆迁户的搬离，昔日喧嚷的十八梯变得沉寂了。沉寂之后的十八梯反而更为人们津津乐道，或曰这里铭刻着老重庆的记忆，或曰这里浓缩着山城的显著特点，不少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甚至将十八梯作为必游之地，他们不惜将短暂的时间抛洒在十八梯长长的梯道上。

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会心一笑，我想，如果将时光倒退到30多年以前，相对于解放碑、上清寺、朝天门等地，居住在这里的人是难以启齿的。我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曾经在十八梯居住，有人问起他的家住在重庆哪里，他竟犹豫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住在十八梯。

我对十八梯还没有到难以启齿的地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当时调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我从涪陵调到重庆来已属万幸，何况还有一间小木楼可供栖身。我居住的小木楼二楼一底，我住一楼，底楼是公用厨房。每到清晨，楼下发火做饭，浓浓的煤烟会从楼板的缝隙中直升到家里，一时间房间里浓烟密布，全家人便在这袅袅的烟雾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令人懊恼的还有窗外的农贸市场，凌晨3 4点，肉贩剁骨头剁得蹦蹦直响，鸡贩子往活鸡活鸭嘴里塞填凉粉包谷惹得鸡鸭们嘎嘎直叫，小贩们为抢摊位或大出打手或破口大骂，各种声浪在这里交融……劳作了一天的十八梯人很难有一个清净的日子。

十八梯的住户多为靠体力为生的寻常人家，我的楼下是一对打铁的夫妇，靠着两夫妇抡着大锤二锤不停地敲打，养活了6个儿女。我的楼上住的是一个靠拾废品为生的人家，成天大背进小背出，进出的不是破铜就是烂铁。居住在我家隔壁的一家姓魏，1949年前曾经在国民政府空军部队任职，因为所谓“历史问题”，一直在潇湘馆餐厅当洗碗打杂工；另一家姓葛，在远郊某银行分理处上班，每天早出晚归，甚是辛苦。

从我家的小木楼往里数，真是各色人家鱼龙混杂，或在搬运队拉人力车，或在街道作坊当工匠，或为煤球店开票的小店员，或为小食店的“跑堂倌”……与之相反，一些单位好的人家在十八梯就显得格外的出类拔萃了，譬如诗人培贵，独唱演员三三，他们在十八梯属于“贵族阶层”而倍受瞩目。

很难相信在“贩夫走卒”集中的地方竟有这些“精神贵族”的出现，同样是居住在背街，同样穿行于陋巷，但他们的神情总是悠然的，有了他们，十八梯不乏有小资的时尚和浪漫。

诗人培贵是我的街坊，他在这里写下了《深巷的回想》，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在这首诗里，有我们对十八梯共同的记忆：“那深巷已经离我很远很远/就像小时候读过的刘禹锡的那首唐诗/至今还觉得很甜很甜……”

居住在十八梯的有铁匠、水手、收荒者，甚至还有做花圈、糊灵屋的……但也是不少“没落贵族”的栖身之地。如果追溯他们的前半身，他们被命运遣落至此多少有些迫不得已，如我的邻居老魏。

老魏系四川成都人氏，生得仪表堂堂，高大魁梧，年轻时在空军部队服役，后转业投身到商界饮食业，曾经是“心心咖啡店”的掌门人。这段经历当然令老魏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于是被发配到七星岗某餐厅洗碗。

我认识老魏时他仍然保持些许成都的口音，生活方式也留有川西人特有的考究与闲适。譬如：在住房面积有限的寓所，他仍然在墙角安置了一个木质的三脚花几，花几上摆放着一盆兰草，尽管不名贵。他喜欢喝茶，并坚持用盖碗茶盏喝虽然有些廉价的花茶。他还在收入不多境况下购买了留声机，下班回家后，经常独自一人在家欣赏老上海的歌曲，有时甚至会轻轻地哼上几句，“哥哥，可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曾经在七星岗见过他在餐厅时洗碗的摸样，一件白色的工作服洗得已经有些发旧，手袖处还套了一个沾满油迹的袖笼子，微微发福的躯干已经不灵活了，笨拙的双手不停地在洗碗槽里淘上淘下……这一切，很难与他曾经的身份联系起来。

好奇的我非常想了解老魏的年轻时代到底有多风光多风流，陪他喝茶时曾经几次试探他都缄口不语。有一次陪他喝酒，趁着他微醉之时，我又问起他年轻时的事情，他差点说出来，最终还是欲言又止，“算啦，过去这么久了，还提她干啥？”

1985年冬天，我要出差去上海，受老魏之托，在上海重庆南路找他的前妻吴英，才知道老魏曾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空军军官，是她劝老魏离开了空军部队，跨入商界饮食业，来到了“心心咖啡店”。上海之行，终于使我对老魏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奇特经历就像一具时代的标本，这具标本却活色生香地生活在重庆十八梯。

作为十八梯的居民，我的户口簿住址栏里清楚地写着下回水沟133号，按照地辖范围，儿子就读的小学也就在离家最近的永兴巷小学。

从下回水沟朝上回水沟的方向走，再从第一个巷口拐进去就是永兴巷小学，当我拿着户口簿走到这所学校，真令我吃了一惊！要不是门口处挂了一块牌子，我真不敢相信这里竟是重庆市主城区的一所公办小学。

这是一座不大的中式老院落，分里外两层。外院左右各有一木楼梯直通楼上的两间厢房，老师告诉我，这是低年级学生的教室，也是学校沿袭下来的惯例。

儿子正式上课后，我曾经悄悄地上楼看他上课时的模样，透过呈弧形的木窗棂，只见十几个孩子稀稀拉拉地坐在已经很陈旧的课桌上写作业，坐在门口的是他们的老师，一位五十开外的女人，她手里端着一个用塑料网笼着的玻璃杯，只见她轻轻地抿了一口茶，然后用教鞭敲击着课桌，“同学们，要用心写，抓紧写！”

学校的后院比前院大，后院有一天井，是唯一可供学生们锻炼的地方，他们做课间操也在这里。天井周围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房屋数间，其中最大的一间是毕业班的教室，趁孩子们做课间操的时候我去瞅了瞅，教室里悬挂着4支日光灯管，墙壁好像刚刚用石灰粉刷过，在日光灯的照耀下，竟白得有些刺眼。

校工是一位姓毛的小伙子，专事看门和打钟，他的体型精瘦，头发卷曲，眼睛黑亮，非常热爱文学，孩子们上课时他就埋头在桌上不停的书写。走进他的房间，能够嗅到一股很浓的香烟味，果然，桌上的烟缸盛满了烟灰，地上也到处散落着烟蒂。在满是《电影文学》之类的文学杂志和散乱的稿页中，一只闹钟和一根木棒格外醒目。

 “叮叮叮……”闹铃响了，小毛从椅上欠起身来，抡起木棒朝校门屋檐下的一根钢管走去，随着他的轻轻敲击，钢管发出了清脆的声响，“铛铛铛”金属声与孩子们的雀跃声交织在一起，让冷僻的永兴巷顿时有了生气。

十八梯下有不少像永兴巷小学这样的老院落。就以永兴巷14号院子为例吧，十八梯人习惯地称它为“豆腐车间”，何智亚经过考证，在他的专著《重庆老城》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清末，因此处有永兴当铺而得名，民国初期此处也称永兴当巷……。”

由黄昏向黑夜过度之时是十八梯相对安静的时候，喧嚷的市场没有了小贩的吆喝，下班人的脚步声也再不急促和匆忙，他们的脸上带着些许轻松与闲适，让绷紧了一天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

我喜欢这个时候的十八梯，特别是当夜幕降临之时，家家户户的灯光所传递出的温暖，不仅让人嗅到一股浓烈的市井气息，还感到了一种真实的温馨。通常在这样的时候，我会将我的小屋收拾干净，然后泡上一杯菊花茶，拧开收音机，在我熟悉的波段里收听我喜欢的文艺节目。

而就在某一天，我还没有拧开收音机，就听到了阵阵轻快的歌声：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尼罗河水在荡漾，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当年这首由朱逢博唱红大江南北的《尼罗河畔的歌声》非常流行，是从哪里传来的呢？仔细一听，是从我家对面的窗口飘过来的。

我曾经向一位声乐科班老师学习过声乐，对声乐略知一、二，凭听觉就知道歌者已经不是一位业余的歌者。果然，夫人这样告诉我，唱歌者叫三三，原来是街道文艺演出的积极分子，现在的她已经考入重庆歌舞团，是搞专业的。

我在闲暇之时也喜欢唱歌，特别是电影《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甚为流行，我也非常喜欢唱：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一旦我放开嗓音犹如江河决堤，越唱越来劲，每遇此时，夫人总要提醒我，“对面三三是专业演员，你小声点唱。”我便压低了嗓子，但唱着唱着，声音依旧还原。

诗人培贵是重庆歌舞团创作员，一天，他送来两张票，告诉我，这是他们团里精心排练的一场歌舞晚会，演出地点就在八一路的解放军剧院。

一走进剧院，我得到了一份节目单，其中有女声独唱，演唱者是余承斌，夫人告诉我，余承斌就是三三。

大幕开启了，身着奶黄色连衣裙的三三粉墨登场，在柔和的灯光下，我终于近距离地看到了我的街坊，那天晚上她发挥出色，一连演唱了好几首，在返场时加唱了《尼罗河畔的歌声》：

“月亮挂在碧蓝的天空，尼罗河水在荡漾，晚风吹拂的椰树下， 劳动的人们在歌唱……

三三唱得非常投入，观众也听得如醉如痴，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我真想告诉他们，这位歌唱家来自十八梯。

多年以后，我仍然非常怀念在十八梯放声歌唱日子。我曾经告诉我的儿子，在贫困中坚守的美好才是真正的美好，在困境中保持的浪漫才是真正的浪漫，而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直接来自十八梯的日日夜夜，每时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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