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罗马帝国第四讲 努马与梭伦：罗马与希腊殊途同归

大立法者能力所及之内，尽量把秩序建得稳固。打造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有弹性的、可调试的秩序，为未来留出各种隼口，才是真正的稳健。

内容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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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文稿 

你好，我是李筠，欢迎来到《通往文明之路100讲》，今天我们聊努马与梭伦。努马是罗马史上的首席大立法者，梭伦则是希腊史上的首席大立法者，比较一下他们的异同，从中看看西方文明起步阶段的走势，以及秩序的基本要素。

努马我们花了两讲聊过，梭伦你可能是头一次听说，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梭伦。梭伦生于公元前638年，死于公元前559年，比生于公元前752年、死于公元673年的努马晚了一百多年。他们面临的局势也大不一样。努马我们说过，他是罗马建国大业的参与者，立偶像、创宗教、改历法、建公会，让罗马站稳了脚跟。能打的部落哪里都有，但只有在部落进入国家的关键阶段站稳脚跟，才能活下来，活下来自然就能鹤立鸡群。

与努马不同，梭伦不是建国者，他执政的时候雅典已经建城有将近400年了，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大危机。而梭伦为她提供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不仅让雅典渡过危机、走向繁荣，民主也基本成型。如果拿美国的大立法者打比方的话，罗慕路斯是罗马的华盛顿，努马是罗马的杰斐逊，而梭伦则是雅典的林肯。

梭伦和努马相比，历史阶段不同，局面不同，问题自然不同，解决方案的精华自然也不相同。不是建国者，梭伦不必为雅典立偶像、创宗教。这些大事情传说中的雅典的创立者特修斯已经干完了：特修斯为雅典城选了智慧女神雅典娜做保护神，或者反过来说更好，正因为保护神是雅典娜，这座城才叫雅典。雅典的雅典娜神庙很多，帕台农神庙是最宏大、最壮观的，也是雅典人修的最后一座雅典娜神庙。神庙盖这么多、这么大，里面的供奉、祭祀和专职祭司自然是非常讲究，雅典的宗教在梭伦之前就已经很成熟了。

梭伦遇到的最重要的实质性大问题虽然和努马不一样，但却是所有迅速发展的大国都会遇到的，那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共同体内部撕裂，有分崩离析的危险。这个问题罗马后来也遇到了，出手相救的是以改革家闻名的格拉古兄弟，不过他们惨烈地失败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要等到凯撒。

经历了400多年的发展，雅典的贫富差距到了什么地步，引发了什么样的危机呢，换句话说，梭伦面临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呢？我们用一种典型现象来看：当时有一种人叫“六一汉”，这种汉子可不是高高兴兴过六一节的快乐男孩，而是因为欠债必须到债主家干活的悲惨男人，收成六分之五归债主、六分之一归自己，所以叫六一汉。用法律术语来说，六一汉是典型的债务奴隶，因为欠债，变成了债主的奴隶。变成奴隶，意味着丧失政治和法律人格，选举权就没有了，参与各项城邦公共事务的资格没有了，甚至私人生活中的买卖、婚姻、继承都不能由自己做主了。而且，当时的妇女儿童是依附于男人的，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因为欠债还不起成了六一汉，背后跟着的是一家人。六一汉要是交给债主的六分之五还是还不上债，妻子儿女是要被债主当奴隶卖掉的。

穷人变成债务奴隶，就让他们苦呗，雅典成为一个少数人统治的奴隶主国家有什么不可以？就不需要梭伦来解放穷人了啊，雅典也不会成为民主典范！这么顺着恶劣趋势滑向深渊的国家不在少数，因为解放穷人、苦乐共担的善良愿望、正义呼声，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支撑才会变成现实。雅典有一股内在的强大力量使得解决债务奴隶问题成为必须，解决之后自然就会朝着民主的方向演进，梭伦就有了成为大立法者的机会，是什么呢？兵制。

在梭伦改革前近百年的时间，雅典建立起以重装步兵为核心的兵制。兵就是从平民里来啊，平民都变成奴隶，国家就没有兵了！在雅典，公民身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家参政、出门打仗，这两个事情对于公民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平民沦为债务奴隶，贵族们在经济上很高兴，在政治商议和决策的层面上很高兴，但在军事上就笑不出来了。贵族有钱，他们也是公民，必须为国征战，但他们出的是骑兵，代价昂贵、单兵优势明显。但雅典要是只剩下骑兵，没有了已经成为主力的步兵，在军事上是非常危险的，贵族们也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说，平民变成债务奴隶的势头如果止不住，雅典在军事上就立不住了，况且平民已经频频暴动，雅典内部的和平已经非常脆弱了。贵族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平民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城邦因为贫富分化造成的分裂必须加以弥合，而来干这件大事的，就是贵族里最聪明的贤人梭伦。

后人总结梭伦时代希腊有“七贤”，梭伦是七贤之首，其他六贤还有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等等。梭伦出身贵族，品行端正，仁民爱物，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受穷人爱戴的贵族；他经商有道，游历四方，见多识广；他还有极高的艺术造诣，被公认为希腊最好的诗人；当然，他充满了智慧，坊间流传着无数他以睿智获得众人赞叹的故事。这个人简直就是雅典娜为了解决雅典的中年危机所准备的。

梭伦拿出了什么方案呢？我们长话短说，大约是六项大法：

第一，颁布解负令，废除六一汉制度，免除平民债务，而且规定雅典人不得被当成奴隶，雅典人也不得再将自己抵押去借钱。

第二，实行等级公民制，公民按财产划分为四等，财产越多，享受的权利越多，承担的义务也越多。

第三，设立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雅典的核心权力机关。

第四，设立陪审法庭，陪审员在所有公民中抽签产生。

第五，废除从前的严刑峻法。

第六，鼓励工商业，鼓励技术引进和人才引进。

平民解了负，自然是欢欣鼓舞；贵族虽然亏了钱，失去了用债务控制和压榨平民的手段，但获得了和平和安全，而且，他们凭借财产优势还能稳居要职。怎么让贫富冲突得到缓和之后的雅典人一起管理国家呢，梭伦设立的核心机构是四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公平审判有可信的制度保障，再加上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天然的优越海港位置和聪明才智，雅典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大家的财富都在增加，即便富人的财富增加多一点，穷人的意见也没那么大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努马的罗马和梭伦的雅典取得了哪些相似的成功，也就是解决了哪些建立好秩序必须给出优秀答案的问题。

第一，秩序是人的秩序，大立法者要把所有人当人看，当自己人看，当国家的基石看。

在努马面前，跟着罗慕路斯打天下的兄弟们是罗马人，打赢了合并进来的萨宾人、伊达鲁里亚人等等，也是罗马人。在梭伦眼里，六一汉也是雅典人。很多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不合宜的人赶走，甚至当成敌人消灭。一句话，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杀人来解决。这恰恰不是大立法者的立场和方法。大立法者绝对不惧杀人，但他们会非常仔细地分清楚杀人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长远来看，杀人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杀人意味着自我隔绝和自我萎缩。

拉丁人如果嫌弃伊达鲁里亚的能工巧匠，把他们都赶走、甚至杀掉，单纯种田的日子倒是清净了，可宏伟的神庙、饮水的沟渠、日用的工具谁来解决，武器的改进谁来解决？这样的罗马人就长不大，永远停留在农夫山泉有点甜的朴素阶段，成不了大器。

同样，把六一汉不当人的逻辑也持续不下去。即便没有外在军事威胁，不需要平民来当兵，也持续不下去。因为当所有平民都成为六一汉的时候，也就是借债人消失的时候，债权债务也就消失了，债主们凭借债巧取豪夺的寄生虫逻辑把宿主都吃光了，系统也就毁灭了。

所以，大立法者首先要把盘子看得很大，不能轻易把某一类人从盘子里赶出去。那合理的结果便是盘子很复杂，里面各色人等都有。只有敢面对这种复杂局面的，才配得上大立法者的名号。遇到复杂的大局面，不要往后缩，不要下意识地做减法、求简单、图清净。

第二，秩序要解决燃眉之急，但不是重心所在。大立法者要识别出最棘手的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但它的解决之法很可能并不是整个秩序的核心。

在努马面前，罗慕路斯神秘消失引起的政治混乱很棘手，在梭伦面前，债务奴隶和平民暴动很棘手。他们也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化解了危机，努马选择给罗慕路斯封神，梭伦选择了解负令，但他们只是系统工程的药引子，而不是核心。

罗慕路斯封神是创立罗马多神教的药引子，解负令是重新调整权利义务结构的药引子，后面的大系统想好了、展开了，前面的药引子才真的有用。否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很快也会失效。如果没有祭司阶级的专职化、仪式和规矩的体系化，罗慕路斯和朱庇特、马尔斯站一起又有什么用，怎么祭拜、谁来祭拜、什么时候祭拜都是问题，封神就等于白干。同样，等级公民权利义务结构如果不建立起来，贵族凭什么白白免了穷人的债务，穷人凭什么不会再次沦为债务奴隶？解负令很可能变成治标不治本。

我们通常把大立法者的行动形容成下一盘大棋，这个比喻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说不懂的也得服从，反正他最英明，信他就好了。最重要的地方是说下棋得有后手，落子一，手里得有二有三，心里得有四有五。有章法、有方略、有调度，步步为营，水到渠成，如此危机的解决才会变成营造新秩序的契机。

第三，秩序的第一追求是让国家变得稳健，而不是开始狂飙突进，后人的路让后人自己走。

努马的罗马后来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共和，梭伦的雅典后来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民主，说他们是共和和民主的先知或者奠基人其实都言过其实了，他们真的没想那么远。追认先知或者奠基人，都是后人用他们的英名拉虎皮做大旗。而且从历史过程来看，努马之后的罗马又经历了五任国王，末代国王高傲者塔克文被放逐，共和才建立起来，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即便共和取代了王制，其实它们在实际运转机构和机制上的差别没那么大。同样，梭伦之后的雅典要经历德摩斯梯尼改革才真的成为民主制，经过伯利克里改革才达到古代民主的巅峰。

但是，从发生学的逻辑来看，努马要的是一个有了强健体魄之后必须有强悍灵魂的罗马，梭伦要的是一个富人和穷人可以团结合作的雅典，他们所立的大法确实有共和和民主的因素，尽管共和和民主并不是他们的目标，那时候都还没有共和和民主呢！朝着它们迈进，根本就谈不上。不能拿后来成型的东西出来说前人一定是朝着它走的。

他们要的是国家的稳健，要的是共同体怎么样可以长治久安，大立法者能力所及之内，尽量把秩序建得稳固。从他们的做法来看，打造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有弹性的、可调试的秩序，为未来留出各种隼口，才是真正的稳健。比如努马的多神教可以兼容任何部落的神灵，梭伦的陪审法庭可以让任何公民都有主持正义的机会。事情是做不完的，所以不要做绝，把后人要做的事情，还是稳健地留给后人吧！

后世将希腊罗马并称，她们之间也多有交叉，从努马和梭伦两位首席大立法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秩序的深层次思索和高水平建构，其中很多道理是相通的，确实有殊途同归之妙。

好，关于努马的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讲讲有皇帝头衔的凯撒，看看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又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